贞元八年（792年）三月，权臣窦参倒台，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继任宰相，与董晋、班宏形成了四人宰相班子。
陆贽是谋事做事的贤良，一上任就针对官员严重不足的弊端，奏请德宗下令，让各台省长官书面推荐优秀下属，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备将来褒奖问责。
德宗批准了陆贽提议，诏付有司实施。
没多久，有人对德宗说：“各司推荐的人，要么是他们的亲戚，要么是向他们行贿的，根本不是什么人才！”
德宗信以为真，给陆贽下了道密旨，告诉陆贽：“今后选任官员，卿应自己决断，不要转托各司。”
陆贽经过一番思考，上疏答复：“我朝五品以上官员，需经宰相集体商议并奏报天子批准，再以制敕形式下达命令委任，故称命官。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根据备选人员才行署以官职，天子只需画闻。”
“开元中期，类似起居郎、舍人、拾遗、补阙、御史这些较为重要的官职，还都是由吏部提出人选。后来李林甫专权，舍弃集休研究，废掉吏部铨选，干部选任全权由自己决断，将选任官员这一国家大政，当成了自己的私人恩德。致使天下精英如果不走通他的门路，根本无法步入仕途。”
“臣让有司举荐人才的诏令颁布以来，只有十来人被推荐上来。考察他们的资历声望与才能品行，并不逊色于其他官员，也没听说他们有任何失职渎职。然而一些小人就开始到处搬弄是非含沙射影，以致烦扰到了陛下。正事难做，由此可见！”
“请让这些造谣的人拿事实说话，是谁在受贿、收了多少，然后交付有司查验。倘若属实，按律法惩处；如果是假，对造谣的人必须从重治罪。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到怀疑，有罪的人逍遥法外。如果堂堂君子与卑鄙小人一样声名狼藉，那么谁还会去追求正义！”
“另外，宰相不过四五人而已，又怎能遍识天下人才！如果官员全由宰相任命，宰相就应四处考察寻访，那不是又把国家权柄当作了个人私器！时间一长，为害必深！”
“今天的宰相是当初的台省长官，今天的台省长官总会成长为将来的宰相。哪有做长官时无法推荐一两个僚属，当了宰相反而能选任千百官员！”
“所以人主选任贤良宰辅，宰辅选任各部长官，长官选任辅佐僚属，一级对一级负责，这样才能挑到合适的人。”
“选取人才贵在多多益善，考核业绩贵在精益求精。以前武则天欲图收揽人心，选用官员以才为先，不但人人均可举荐他人，还可毛遂自荐。然而她业绩考核极严，平庸之辈即便上位也很快会被辞退，因此后世都说她有知人之明。”
“武则天的选才方法虽然简单，却能得到真正的人才。陛下的标准定的过于严苛，往往会失去人才。”
陆贽这篇奏疏极为准确的指出了德宗在选用人才上的弊端，可惜德宗不但不听，反而追回了让各台省举荐人才的诏令不再实施。
七月份，班宏病故。班宏兼管度支，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暂代度支。德宗一开始同意了，不久又改变了主意，想让司农少卿裴延龄分管。
裴延龄为人精明，爱说大话，善于奉迎拍马，曾得到过奸相卢杞的重用，前宰相窦参对他也很赏识。
陆贽认为不妥，建言道：“度支一职责任重大，需要均平天下万物价格。管的苛刻容易招来祸端，过于宽容又会滋生腐败。裴延龄是荒诞小人，让他做度支恐怕有损陛下声名。”
德宗的倔强劲儿来了就是不听，于是裴延龄顺利执掌度支，对陆贽痛恨万分。
进入夏季，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多州洪水滔天，淹死两万余人。
陆贽奏请赈济灾民，德宗不愿花这个钱，对陆贽说：“听闻各地并没受到多大损失，出钱赈灾会助长欺诈。”
陆贽正色道：“这是有人在揣摩陛下心意胡说八道，我们赈济灾民，失掉的不过是钱财，得到的却是民心！倘若不失民心，又何必忧虑钱财不足。”
德宗犹豫半天勉强同意，却又不愿给淮西拨粮，理由是他们不按时上缴贡赋。
陆贽很无奈，只得再次进言：“身为帝王，怀柔万邦靠的是恩德与道义。宁肯让人有负于我，不可让我有负于人。过去秦、晋两国世代仇敌，晋国有灾，秦穆公还出手相救。何况淮西是我大唐属地，怎可因他们大帅荒唐，而忽略掉他治下的民众！”
德宗这才派出使者，前往灾区抚慰赈济。其格局如何，可见一斑。
陆贽的劝谏方式与李泌不同，李泌时常用言辞说服德宗，而陆贽往往通过奏疏的形式，提出对某一政策的成熟看法，与李泌相比更具条理性，也更为缜密客观。
陆贽所思所想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事务，需要付诸精力，更要冒一定风险。而德宗早没了刚上任时的朝气，只想多捞点钱维护住现有局面，舒舒服服的躺平享乐。因此，陆贽的提议经常被束之高阁。但在一些涉及帝国安危的大事上，德宗还是会采纳陆贽意见。
陆贽就边防粮食储备不足一事，呈交了一份奏疏，大意是：
“边防粮食欠缺，主要由于指挥体系不畅，官员调度无方两大缘由。”
“所谓指挥体系不畅，是说边防士卒不隶属于守将，守将不隶属于元帅。甚至一个小城的将领、一个旅级单位的戍卒都要指派宦官监军，且只听陛下圣令，边将无权指挥。”
“各军镇守千里河山，彼此互不统属。沿边驻防十万大军，竟不设主帅。每次遇有敌寇来犯，均由朝廷议定战法再传令军中。等到军队部署到位，敌寇早已满载而归。”
“吐蕃与我们相比，兵力不多，装备不好，然而人家进攻兵力充足有余，我们防守兵力却捉襟见肘。这是因为他们的士卒由前线将领指挥，我们的军队要受朝廷节制。他们的兵力集中在一起，我们却分散在各地。”
“所谓官员调度无方，陛下曾颁行戍卒屯田耕种、官府高价回购的政策，用以稳边利民，同时免除千里转运粮草的费用。政策刚实行时，边防军民人人欢喜。但不久之后，各地有司开始苟且行事，一味斤斤计较，克扣盘剥士卒百姓与民争利。使得这一惠民政策沦为当地豪强权贵、贪官污吏操权夺利的手段。他们强行贱价买入，待粮食欠收时再高价卖出，从中获利。”
“还有一些达官近亲在边城设置粮号，低价从戍卒手中强行收购粮食，拿到京城高价出售。更为可恨的是，他们还常用麻布充抵钱币。这些东西在冬季无法御寒，想卖也卖不出去，只能白白砸在手里一文不值。”
“上级既然对戍卒不讲信用，戍卒便也虚伪与应，导致度支高估物价，边城粮价上涨。度支将使用不当手段出售滞销货物作为功劳，边城把收购粮食的加价部分当成盈余。边城虽有巡院监督，但形同虚设。各类账目胡编烂造，有的地方统计申报的储备粮高达亿万，而实际数量却连百分之十都达不到。”
“关中用度较多，每年需从江淮运送米粮，以致有‘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
“对于此事，朝堂一直有两种看法。一类人认为这是国家大事，不应计较费用。虽然转运劳苦，但却不能废止。”
“另一类人则认为每年秋收之时，只在京畿附近议价收购粮食。这样既省事，又能鼓励农耕。”
“臣以为两类说法各有利弊，需要权衡轻重。粮食不足但财力有余，应尽快将钱财兑换为粮食充实仓廪；粮食充裕但财力不足，则应暂缓运粮节制开支。”
“近几年关中连年丰收，官府粮仓溢满，足以支撑数年。今夏江淮水灾，米价上涨了近一倍，百姓多数流落他乡。关中粮价低伤害耕农利益，官府想高价回购，却苦于无钱；而江淮粮价高导致百姓无粮可吃，官府想低价把米卖给百姓，却又苦于无粮。”
“现在我们让无粮的江淮把粮运到不缺粮的关中，以不足补有余，这是不懂时务的人才会有的主张。”
“江淮一斗米价值一百五十文，运到东渭桥，运费约为两百文。这些米既糙且陈，不受京城士人待见。根据市司每月统计，江淮的米在长安一斗只能卖到三十七文，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左右。饿死了江淮的百姓，也连带着损害了关中耕农的利益。如果这么做事，岂非大错特错！”
“近几年朝廷每年从南方调运粮食一百一十万斛，在河阴仓（位于今河南荥阳）留下四十万斛，在太原仓（位于今河南三门峡）又留下三十万斛，剩下的四十万斛运到东渭桥。如今河阴仓、太原仓还存有粮食三百二十多万斛，京城各县一斗米价不过七十文。”
“请下令明年只从江淮调运粮食三十万斛，经河阴、太原两仓运至东渭桥。剩下的八十万斛粮食，委托转运使以每斗八十文的价格出售到罹患水灾的州县，用以赈济灾民。”
“以上共计收入六十四万缗，同时可节省运费六十九万缗。这些钱先由户部拨付京兆二十万缗，令他们以每斗一百文的价格，从当地各县买回东渭桥所欠米粮，增加耕农收入。”
“再拨付各边镇一百零二万六千缗，用以买回十万大军一年所需粮食。剩余的十万四千缗，作为来年购米用款。还有节余下来的运费，委托转运使用绫、绢、绵折算，全部运到长安，抵偿向户部所借款项。”
陆贽的这封奏疏，把大账、小账梳理得清清楚楚，利弊得失分析得明明白白，即便是苛察如德宗也无话可讲，痛快采纳了陆贽意见，并颁诏实施。一年后，边防粮食储备果然渐渐变的充实起来，在对抗吐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理说像陆贽这样一心为国、专心谋事的贤良，理应受到皇帝的敬重与倚仗，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但在德宗执政的这个习非成是的颠倒世界中，美德反成了授人以柄的弱点。
德宗派人告诉陆贽：“卿过于清廉谨慎，各地送来的礼物一概加以拒绝，有些不通人情，恐怕会引来猜疑。像马鞭、靴子之类的物件，只管收下就好。”
陆贽听后没有回答，立刻上了一封奏疏，说道：“身为官员，即便收受一尺布，依律也应受罚。身份低微的官员尚且如此，何况是位居高位的宰相！受贿的口子一旦打开，欲望就会越来越大，马鞭、靴子之后一定是金银珠宝。眼看着有好东西可贪，又有谁不动心！既然接受人家的财物，又怎能拒绝他们的请托！涓流不绝，溪壑成灾啊！”
“如果有的接受，有的拒绝，那么被拒绝的人一定认为所托之事不可通融。如果全不接受，那么他们也就知道不收贿赂理应如此，又怎会对我有猜疑想法！”
从这对君臣的对话可以看出，身为皇帝的德宗嫌弃自己的臣子廉洁，其格局与操守远不如作为臣子的陆贽。
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德宗与陆贽在“三观”上的分歧，必然导致陆贽的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