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甫与李绛都是元和名臣，以才能着称于世，也都出自赵州赞皇李氏，但为人处事却大为迥异。
李吉甫心胸狭隘，虽称不上睚眦必报，却也容不下与他有过节的人。当年在他首度任相期间，因牛僧孺一事与时任翰林学士的裴垍有隙，宪宗采纳了同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提议，站到了裴垍这边。不仅重用裴垍为相，还把李吉甫以宰相身份，外调为淮南节度使。
李吉甫对此一直衔恨在心，上任不久就寻机将因中风改任兵部尚书的裴垍贬为太子宾客，导致裴垍忧虑而死。他的行为直接开启了党争祸端，朝臣们出于各自利益考量，拉帮结派形成团伙，在朝政大事上不考虑是非曲直，只看是否一党。
除了裴垍，李吉甫对其他与之有怨的人也毫不手软。宪宗当然清楚李吉甫所作所为，只是因他善于解决棘手政务，一时离不了才佯装不知。
为了制衡李吉甫，宪宗于元和六年（811年）十二月，将户部侍郎李绛提拔为宰相。
李吉甫极善迎合宪宗心意，从不违逆宪宗。而李绛恰恰相反，为人耿直，经常因工作上一点事与宪宗争执不休。偏偏宪宗就喜欢他这股劲儿，当李绛与李吉甫出现意见不一的情况，往往倾向于李绛。宪宗这种有意为之，让二李之间产生了很深分歧。
福建观察使元义方通过取媚吐突承璀得以显达，李吉甫为向吐突承璀示好，把元义方提拔为京兆尹。而李绛对元义方依附宦官的行为非常反感，将他外调为鄜坊观察使。
从富庶长安改到穷困边境，元义方当然不痛快，在入朝向宪宗辞行时，说李绛存有私心，用同年许季同为京兆少尹，却把臣赶到鄜坊。明明是当了宰相作威作福，欺瞒陛下。
宪宗淡淡的说：“朕知道李绛不会这样，明天朕自己会问，你走吧！”
第二天，宪宗质问李绛：“你们对同年也讲情谊吗！”
李绛道：“所谓同年，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尔同时参加科举，或是同一年考中进士然后相识，哪来的情谊！陛下不认为臣愚蠢，把臣放到宰相位置上。宰相的职责就是依据才能授予相应职位，如果确实是人才，即便自己亲戚也应选拔重用，何况同年！为了躲避嫌疑而放弃人才，听上去好听，实际上只是为了自己，并不是为国考虑！”
宪宗颔首认可，派人催促元义方即刻赴任。
一次朝会中，李吉甫说：“目前天下太平无事，陛下尽可自在享受！”
李绛当即反驳道：“汉文帝时承平已久，兵器都用木头制成，百姓安居乐业。即便如此，贾谊仍认为形势有如厝火积薪，算不得安稳。而现在呢，对内有五十多州朝廷无力控制，对外有吐蕃、回鹘屡屡犯边。加上时有水灾旱情，国家府库空虚，正是陛下励精图治以图复兴之机，怎能称为太平，又如何可以自在享受！”
宪宗面露喜色的望向李绛，赞赏道：“卿的话与朕心意相同！”
散朝后，宪宗对身旁人说：“吉甫专门讲些好听的取悦于朕，像李绛这样的臣子，才是真正的宰相！”
李吉甫曾说：“身为臣子，不应总是违逆君王意图极力劝谏，君臣之间保持一种君悦臣安的状态，难道不好！”
李绛却认为：“人臣不应害怕君王发怒，要敢于苦口婆心的劝谏，指出君王的施政过失。如果一味迎合君王，使君王有了恶名，怎能算得上忠诚！”
李吉甫到了中书省，只是躺着不办事。而李绛如果偶尔不呈递奏疏，宪宗就会找他抱怨：“是朕不能容忍卿的直言，还是卿真的无事可谏！”
李吉甫曾对宪宗说：“赏与罚是君王的两大权柄，一样也不可偏废。陛下登基以来，对天下惠泽深厚，却没有通过行刑以立威，致使内外懈怠。愿陛下动用严刑以提振威仪，令天下臣民慑服！”
宪宗看向李绛，李绛道：“自古政治清明，都是崇尚德行而非依靠峻法，难道现在要舍弃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这样的明君不学，而去模仿秦始皇父子吗！”
过了十来天，前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也上疏劝宪宗使用严刑峻法。宪宗拿着于頔的奏疏对众宰相说：“这个于頔，真是大奸臣。居然敢劝朕推行严刑峻法，卿等知道他是什么意图！”宰相们互相对望，没人答话。
宪宗继续说：“我看无非是想让朕失去人心，做个暴君！”
话音刚落，李吉甫面色大变。退朝后，他一整天都情绪低落，没说一句话。
李吉甫与李绛数次当着宪宗的面争论，而另一位宰相权德舆却夹在中间不置可否，宪宗鄙薄他的骑墙做派，将他免去相位，把前宰相、西川节度使武元衡调回朝中，继任担任宰相。
与李吉甫刻意讨好宦官的做法不同，李绛极为反感宦官，曾当众陈述吐突承承璀的专横跋扈。宪宗当时想要拉拢文臣，对他表示了支持态度。而宦官也因并未触及他们的整体利益，没有过分追究。
元和七年（812年），吐蕃进犯泾州，李绛提出把驻扎于边陲的神策军各部转隶给邻近藩镇，以便统一指挥。
神策军是皇帝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其军事首长自德宗开始已全部由宦官出任，是宦官最为看重的利益。如果说针对吐突承璀只是个人之间的好恶，但此举无疑触动了宦官集团的整体利益。这些人散布于宪宗身边，与宪宗朝夕共处，有的是手段让宪宗对李绛产生反感。
元和八年（813年）七月，河套地区黄河泛滥，冲垮了位居漠南的西受降城。
振武节度使李光进奏请重修城池，同时一并治理河防，以上约需经费二十一万缗。
李吉甫的意见是与其修城不如迁城，提议将驻扎在西受降城的士卒安置于天德故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用以节省开支。
李绛与户部侍郎卢坦认为：“受降城是当年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为防御突厥所筑，城池占据交通要冲，水草丰美，利于稳边。如果是为了防范水患，退上两三里就足够了。为什么要为了节省一点点开支，而舍掉万世久安的要地！”
“何况天德故城位置偏远，土地贫瘠，烽火斥候不能互相支援。一旦遇有敌袭，朝廷无法及时知情。这样一来，等于无缘无故放弃了两百多里领土！”
但这次宪宗却采纳了李吉甫意见，下诏把西受降城转隶给了天德军。
宪宗在朝会时询问宰相：“有人说朋党之风盛行，这是怎么回事？”
李绛答：“自古以来，君王最忌讳的莫过于臣子拉帮结党，所以小人在诋毁君子时一定诬称他们结党。为什么呢？结党的事说起来可恶，追究起来却又无迹可寻！东汉末年，但凡稍稍贤明些的臣子，宦官们都拿结党的罪名来禁锢他们，结果把国家搞亡了。这都是小人陷害君子的言论，希望陛下明察！君子本就应与君子相合，怎能非要他们与小人愉快相处，然后才说是不结党呢！”
李绛的这番言论，既指责了宦官，也暗讽了李吉甫，让一众阉人对他恨之入骨，不停的在宪宗面前搬弄是非。
元和九年（814年）正月，李绛迫于压力，以足疾为由申请退休，被免为礼部尚书。
李绛一被免去相位，宪宗立刻把淮南监军吐突承璀调回朝中，出任弓箭库使、左神策军护军中尉。
由此可知，在皇帝眼里，宰相不过是个想用就用、想扔就扔的工具，而宦官才是长久陪伴他们的家人！
做了礼部尚书的李绛并没有因此沉沦，仍在尽心报效朝廷。
不久，回鹘可汗遣使请婚。宪宗因为公主出嫁花销太大，没有答应。
李绛上疏劝谏：“回鹘是强敌，不可不防。现在江、淮地区一个大县每年赋税就有二十万缗，足以支付公主下嫁费用。陛下为什么只图一县赋税，而不用它来羁縻劲敌！回鹘与我们和亲，必然高兴万分，与我们不再为敌，我们就可把精力放到对付那些不老实的叛藩上。现在拒绝他们，万一回鹘发兵进犯，朝廷不派出数万人不足以抵御！假如一年能击退他们，这笔开销比起下嫁公主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李绛的分析与往常一样言之有物，可惜宪宗在心里已经疏远了他，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这一年的十月，李吉甫因病去世。朝廷任用张弘靖、韦贯之为相。
不论张弘靖还是韦贯之，人品都不错，加上高瞻远瞩的资深老臣武元衡，元和中兴的局面仍在继续推进。
客观上看，李吉甫上任以来做了不少有利于朝廷的好事，但他有仇必报的作风为今后“牛李党争”埋下了伏笔！而宪宗为求平衡，刻意而为的“架秧子”行为，更是加重了党争习气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