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在病榻上辗转反侧。窗外是北方边境永恒的寒风，而他的脑海中却反复浮现一个身影——那个他曾亲手从刑场上救下、收为义子、一路提拔至平卢讨击使的杂胡将领安禄山。
就在不久前，有密报称安禄山在长安面圣时，竟当廷嘲讽宰相李林甫，而圣上不以为忤，反赐锦袍。张守珪抚着胸口的旧伤，想起三年前自己因隐瞒败绩被贬时，安禄山前来送行的眼神——那不再是孺慕与敬畏，而是一种混合着怜悯与野心的复杂光芒。老将军艰难地撑起身，想写些什么，最终只留下一声无人听见的叹息。
一千二百多年后的一个清晨，市立一中的历史教师贞晓兕站在高二（七）班的门口。粉笔灰在斜射的阳光中悬浮旋转，构成一片迷蒙的光雾。教室里传来压抑的哄笑——她知道，是陈金锋又在模仿她昨天讲解安史之乱时，因激动而略微破音的样子。
三年前，这位刚从名校毕业的年轻女教师满怀理想地接手这个号称“流放者集中营”的班级时，绝不会想到自己将重演张守珪的困境。如今，当她在镜中看见自己眼下的阴影与眉间的倦色时，忽然理解了那声跨越千年的叹息。
这不仅仅是两个个体的命运巧合，而是一个关于系统性悖论的深刻寓言：当一套体系（无论是帝国边镇还是现代教育系统）为达成其目标（戍边守土、转化“后进”）而设计出精密的运行逻辑时，这套逻辑本身就会孕育出颠覆系统的力量。张守珪与贞晓兕都是各自系统中的优秀执行者，他们越是完美地遵循系统的游戏规则，就越速成了系统的异化与反噬。
这一过程绝非个人失误，而是系统内在逻辑运转的必然结局。当工具理性吞噬价值伦理，当短期绩效绑架长期考量，当私人网络架空公共规则，当制衡机制全面失效，“养虎者”终将被虎反噬——而这头“虎”，正是系统自身培育出的最完美的产物。
有时候，工具理性的胜利，就意味着价值伦理的溃退。张守珪的“幽州算法”就属于能力至上主义的边境实践。
唐开元年间，东北边境形势严峻。奚、契丹等游牧民族频频犯边，而唐廷实行的府兵制已趋瓦解，边境防务高度依赖节度使统辖的募兵。在此背景下，张守珪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出任幽州节度使，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与人才缺口。
史载张守珪“骁勇善战，精通兵略”，但他更令人称道的是其“知人善任”的名声。然而，细究其用人标准，我们会发现一套清晰的“幽州算法”：
第一，语言与情报能力权重最高。 安禄山“通六蕃语”，史思明亦“解六蕃语”，这在多民族混居的幽州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张守珪需要他们充当翻译、间谍与外交中间人。
第二，军事冒险精神胜过纪律意识。 安禄山曾为偷羊贼，史思明则是诈骗惯犯，这些在传统道德体系中的污点，在张守珪看来恰恰证明了他们“敢行非常之事”的特质。边境冲突需要的是能在规则之外创造战果的“白手套”。
第三，实用绩效完全覆盖道德瑕疵。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史思明奉命出使奚族。他假冒唐廷使者，设宴诱杀奚族将领数十人，携首级而归。按照唐律，此举属于严重的外交欺诈行为，应受严惩。但张守珪不仅未加责罚，反而为其请功。原因很简单：此次行动极大打击了奚族势力，短期内稳定了边境。在张守珪的绩效评估体系中，“斩首数”和“拓地面积”是唯一的硬指标，手段的正当性则被悬置。
第四，系统默许违规操作成为晋升捷径。 张守珪本人也曾因虚报战功而获罪（虽然后来被赦免）。在幽州边镇，存在着一条完整的“违规-立功-晋升”灰色通道：将领们通过越境捉生、擅启边衅、虚报战果等方式获取军功，再通过文书运作将其包装为合法战绩。这套玩法已成为系统内的“潜规则”，而安禄山、史思明不过是学得最快、用得最彻底的学生。
贞晓兕在批注中写道：“当张守珪将‘人才’简化为‘工具性能参数’时，忠诚度就被等同于‘效用满足度’。安禄山看透了这一点：在这个系统里，只要你能不断超额完成KpI（擒贼、献马、拓地），你的一切道德污点、出身缺陷、行为逾矩都可以被洗白。你不再是‘有问题的能臣’，而是‘能解决问题的臣子’。前者需要被改造，后者只需要被用好。”
贞晓兕第一次见到陈金锋，是在开学第三天的历史课上。这个身材瘦高、眼神里带着玩世不恭的男生，正用手机偷偷拍摄她板书时的侧影。下课后，陈金锋被请到办公室，却毫无惧色：“老师，我是在为您积累教学素材——您讲安史之乱那么投入，表情特别有张力，不记录下来可惜了。”
按照《市立一中学生管理手册》第三章第五条，侮辱师长（包括但不限于偷拍、丑化）应处以警告处分、通知家长、公开检讨。但贞晓兕没有翻开那本手册。她刚刚批改完高二（七）班的入学摸底试卷——全班四十五人，历史平均分比年级平均低22分，有十二份试卷大题区域一片空白，八份试卷画满了漫画。年级组长的话回响在耳边：“晓兕，这个班是‘流放者集中营’，家长要么不管，要么管不了。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别出安全事故，别影响其他班级，如果能有几个考上本科，就是奇迹。”
那天下午，贞晓兕在整理旧资料时，翻出了一幅唐代石刻拓片，上面是张守珪的侧影。她凝视着那张跨越千年的面孔，忽然浑身一震。
这个高二（七）班，不就是微缩版的幽州边镇吗？
那些“府兵”——成绩优异、习惯良好、目标明确的学生，早在高一分班时就被各“精锐边军”（重点班、实验班）挑选殆尽。剩下留守“幽州”的，是各路“蕃胡”：
父母离异、常年由祖辈隔代抚养的“情感流民”（11人）
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需长期服药的“特殊兵种”（7人）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语言与文化双重隔阂的“异域部落”（9人）
网络游戏成瘾、现实感薄弱的“虚拟世界移民”（6人）
像陈金锋这样，在底层摸爬滚打出一身江湖气、对权威充满挑衅的“地方豪强”（其余12人）
在这个生态里，陈金锋凭借其胆量、幽默感、对规则的蔑视以及对同龄人心理的精准把握，天然成为“可汗”。他不需要任命，就已经是事实上的班级领袖——只不过他领导的不是学习，而是各种形式的“非暴力不合作”与“创意性破坏”。
贞晓兕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年级组哗然的决定：任命陈金锋为班级纪律委员。
“为什么是我？”陈金锋斜倚在办公室门框上，校服拉链敞开，眼神里的挑衅与玩味毫不掩饰。
“因为你能让所有人听你说话，”贞晓兕推开窗户，让课间喧闹的声浪涌进来，“而我需要你，让他们听我说话。”
“条件？”
“下次月考，班级总平均分排名前进五个名次。达成目标，我批准你组建班级篮球队，并申请专用活动经费。”
陈金锋眯起眼睛，那眼神让贞晓兕想起纪录片里正在评估猎物的狼。三秒后，他伸出右手：“成交。”
贞晓兕的教案上写着：
“今天，我清晰地意识到，我正在重复张守珪的‘幽州算法’。陈金锋的‘问题’——不服从权威、善于煽动、蔑视规则——恰恰是治理这个‘问题班级’最急需的‘能力’。我需要一个能与‘蕃胡’们用他们的语言对话、用他们的逻辑思考、用他们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白手套’。在当前的评价体系下（班级平均分、纪律红旗、安全事故率），他的道德瑕疵（不尊重师长、破坏课堂）远不如他的工具性能（影响力、组织力、执行力）重要。我和张守珪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为了达成系统的绩效目标，暂时悬置价值判断，启用最有效的‘工具’。”
陈金锋展现了惊人的“管理天赋”。他上任一周后，推出了“积分抵过制”：
迟到一次，扣5分，但可在课前讲一个能让老师笑的笑话（经纪律委员认证）抵3分。
抄袭作业，扣10分，但可替值日生打扫卫生三天抵8分。
上课说话，扣3分\/次，但可为班级义务搬运饮用水一周抵15分。
月考单科进步十名以上，奖励50分；总分进入年级前200名，奖励100分。
积分可累积，可用于兑换“特权”：免值日一周（50分）、自由选择同桌一周（80分）、指定某科作业减半一次（30分）……
班级表面秩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迟到率下降67%，课堂纪律投诉减少82%，科任老师开始在高二（七）班的听课记录上写“氛围活跃”。月考时，班级总平均分排名果真前进了六名。
然而，贞晓兕选择性忽略了一系列预警信号：
第一周，有学生举报陈金锋的“笑话认证”存在黑箱操作——与他关系好的同学，讲冷笑话也能通过；与他有过节的同学，笑翻全班也被判不合格。贞晓兕找来陈金锋询问，他耸耸肩：“老师，幽默是主观的。我是根据现场反应综合判定的，这需要专业判断。”
第二周，物理老师反映，陈金锋组织的“作业互助小组”实质上是“作业分包流水线”：数学好的专做数学，英语强的包揽英语，最后十分钟互相抄答案。贞晓兕质问时，陈金锋递上一份数据统计表：“老师，这是我们小组各科成绩提升曲线图。自从实行专业化分工，小组平均分提升了12分。过程或许有待完善，但结果证明方法是有效的。”
第三周，原班长——那个班级里唯一仅存的、信奉勤奋与诚实价值的“传统好学生”，在办公室哭着说：“老师，陈金锋他们现在公开说我是‘老师的狗’、‘内卷之王’。我收作业没人交，通知事情没人听，他们还说……说我这种靠死读书的人，以后进了社会也是被他们管理的命。”
贞晓兕安抚了原班长，但没有调整陈金锋的职权。因为就在同一天，年级组长在班主任会议上表扬了高二（七）班的“创造性班级管理”，并将“积分制”作为典型案例要求各班主任学习。系统的奖赏机制已经启动，她骑虎难下。
关键转折点出现在一个月后。 贞晓兕发现了陈金锋“笑话卡”产业的完整证据链：他委托校外印刷店制作了三种规格的“免罪卡”——普通卡（抵迟到1次，售价5元）、白银卡（抵课堂说话3次，售价12元）、黄金卡（包月无限次抵过，售价50元）。班级里有十七名学生定期购买，陈金锋月入近千元。
“你知不知道这是变相勒索？是在利用职务牟利？！”贞晓兕将证据摔在桌上。
陈金锋没有惊慌。他扶了扶并不存在的眼镜，用异常冷静、近乎商业演示的语调回答：
“贞老师，请您从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理解这个现象。第一，需求真实存在：同学们有避免处罚的需求，我有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这是市场交易的基础。第二，价值对等交换：我的卡片不仅提供‘免罚功能’，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情绪价值’——购买者避免了当众讲笑话的压力和不可预测性，这是服务升级。第三，数据证明有效性：自从‘笑卡’系统上线，班级迟到率从每周平均15人次下降到8人次，降幅47%。课堂纪律扣分从每周平均35分下降到19分，降幅46%。第四，系统优化建议：如果您认为现金交易不妥，我可以升级为‘积分兑换制’，用为班级服务的劳动积分兑换笑卡，形成内部闭环。但核心逻辑不变：用经济手段调节行为，效率远高于道德说教。”
他顿了顿，眼神里闪烁着混合狡黠、得意与一丝嘲弄的光芒：
“老师，您教我们历史时说过，唐朝的节度使为什么后来权力那么大？就是因为中央只看结果——你能守住边疆、能打胜仗，你用什么手段、养多少私兵、截留多少赋税，朝廷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现在不就是我的‘朝廷’吗？我让班级秩序变好、成绩提高，您何必在意我是用‘笑话’还是‘笑卡’呢？”
贞晓兕如坠冰窟。
那一刻，她看到的不是眼前这个十七岁少年，而是氤氲药汤蒸汽中，那个仰头对张守珪说出“孩儿足底亦有痣”的安禄山。同样的精准投其所好，同样的深谙系统漏洞，同样的用绩效逻辑覆盖道德质疑。她的“纪律委员”，已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规则套利”的核心技术——而教会他这堂课的，正是她亲手搭建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班级管理体系。
贞晓兕的教育反思：
“张守珪的悲剧在于，他将边镇防务简化为‘杀敌数’和‘拓地里’的数字游戏，从而创造了一个逆向选择的环境：最擅长钻营规则漏洞、最漠视道德底线、最会包装虚假战绩的人，最容易脱颖而出。我在班级管理中复制了同样的逻辑：当‘平均分排名’、‘纪律红旗数’、‘家长零投诉’成为衡量我工作的唯一KpI时，我自然会选择最能快速达成这些数字的方法——启用陈金锋这样‘高效’但‘危险’的工具。我和张守珪都犯了同一个错误：我们以为自己在‘用人所长’，实则是在系统压力下，主动放弃了价值把关者的角色，成为了工具理性的共谋。而当工具开始拥有自我意识时，操控工具的人，反而成了最容易被替代的零件。”
张守珪的“以胡制胡”属于策略的倒噬——“以夷制夷”如何制造出更强大的“夷”？
开元年间，“以胡制胡”成为唐朝边疆战略的核心方针。李林甫曾上奏玄宗：“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这一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合理性：
首先，成本效益显着。 蕃将大多出身寒微，在朝廷中没有盘根错节的姻亲师友网络，其权力完全来自皇帝的授予，因而显得“更忠诚”。他们熟悉游牧民族的战术、语言、习俗，能有效执行侦查、渗透、分化等任务。任用他们，相当于以极低的行政成本，获得了高效的边境管理“外包服务”。
其次，符合军事专业化需求。 府兵制崩溃后，唐朝职业军人中胡人比例日益增高。安禄山统帅的范阳镇，胡兵比例超过六成。用胡将统胡兵，减少了文化隔阂与指挥障碍。
再次，有助于分化瓦解边疆民族。 重用个别蕃将，可以制造胡人精英阶层与唐帝国的利益绑定，同时在他们与原部落之间制造裂痕。安禄山被唐廷重用后，与其出身的突厥部落关系逐渐疏远，转而依靠朝廷赋予的权力构建新的效忠网络。
张守珪是这一政策的优秀执行者。他不仅重用安禄山、史思明，其麾下还有契丹降将李过折、奚族酋长李诗锁高等一大批蕃将。在短期内，这套系统运转良好：边境冲突频率下降，军费开支得到控制，捷报频频传往长安。
然而，张守珪未能洞察这一策略的深层风险——他实际在帮助安禄山完成“权力资源的跨体系转换”。
安禄山的权力基础原本局限于草原部落的熟人社会，依靠的是个人勇武、血缘关系和部落盟约。这种权力是地方性的、非正式的、难以量化的。但当张守珪授予他唐军官职后，安禄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权力货币：
合法性凭证：唐廷的任命状、官服、印信，使他在草原部落眼中不再是“悍勇的安轧荦山”，而是“大唐的安将军”。这层官方身份放大了他的威望。
制度性资源：他可以调动唐军的粮饷、装备、城池，这些资源远超过任何草原酋长所能支配的。他利用这些资源笼络部落首领，将公共资源转化为个人效忠网络。
晋升通道：唐朝的官僚体系为他提供了明确的上升阶梯。每一次立功受赏，不仅是物质奖励，更是政治资本的累积。
信息垄断地位：他身处唐与草原之间，既向朝廷报告“胡情”，又向部落传达“唐意”。这种双向信息中介的地位，使他可以筛选、扭曲、制造信息，从而操控两边对他的依赖。
更致命的是，安禄山学会了如何消耗“唐廷信用”来为个人牟利。 史思明诱杀奚将就是典型范例：他利用唐朝使者的身份（国家信用的象征）设下骗局，成功后功劳归己，而唐廷却要承担背信弃义的外交代价。这套操作的精髓在于：将系统性资源（国家信誉、法律制度、官僚体系）转化为个人狩猎的诱饵和工具。
张守珪按制度推荐安禄山入朝觐见，本意是展示自己“驯化胡虏”的政绩，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长安的宫廷政治为安禄山提供了更肥沃的土壤。
在幽州，安禄山只需要满足张守珪一人的绩效要求——多打胜仗、少惹麻烦。而在长安，他面对的是一个更复杂、更腐败、更注重表演的政治舞台。玄宗需要边疆安稳的证明，李林甫需要制衡太子党的力量，杨贵妃需要逗乐解闷的“胡儿”。安禄山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需求，并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应对策略：
对玄宗，他表现得憨直忠诚，故意在宫廷礼仪上出错，塑造“朴拙胡人”的人设，让皇帝觉得他“无政治野心”。
对李林甫，他极尽谄媚，每次会见都汗流浃背，塑造“畏惧宰相”的形象，让李林甫误以为可以操控他。
对杨贵妃，他甘当“义子”，以胡旋舞和滑稽表演取悦，通过后宫影响前朝。
张守珪亲手将一把锋利的边疆匕首，送入了长安的权力斗兽场。而这把匕首很快就发现，与其在边疆拼死拼活博取军功，不如在宫廷演好一场戏来得晋升更快。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安禄山升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天宝三载（744年），兼任范阳节度使；天宝十载（751年），已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控大唐近三分之一的边防军，势力如日中天。
当贞晓兕任命陈金锋为纪律委员时，她也在不自觉中启动了“以生治生”的班级管理模式。这一模式的逻辑与“以胡制胡”如出一辙：
班级管理中的权力孵化器？短期效益显而易见：
陈金锋能听懂“学生语言”，知道同学们真正害怕什么、想要什么，他的管理措施更“接地气”。
他拥有天然的影响力，不需要老师时刻监督，就能维持表面秩序。
他将老师的对立面转化为合作方，减少了师生直接冲突。
班级量化指标（纪律分、平均分）快速提升，贞晓兕的教学成果得到彰显。
但贞晓兕忽略了这一策略的长期风险：她正在帮助陈金锋完成“权力资源的跨体系转换”。
陈金锋原本的权力基础仅限于同龄人中的“江湖地位”——靠的是胆大、义气、幽默感和对成规的挑衅。这种权力是 informal 的、不稳定的、局限于学生亚文化圈的。但当贞晓兕授予他“纪律委员”的官方头衔后，陈金锋获得了一系列全新的权力资源：
制度性授权：老师的正式任命，使他的权力从“地下”转为“地上”，从“非正式”转为“制度性”。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制定规则、执行处罚、分配任务。
信息枢纽地位：他位于老师与学生之间，既向贞晓兕报告“班情”，又向同学传达“师意”。这种位置使他可以筛选信息——对老师报喜不报忧，对同学则暗示“老师那边我都摆平了”。
规则制定权：他的“积分制”虽然最初需要贞晓兕批准，但很快他就通过“打补丁”、“出细则”等方式，将这套规则复杂化、体系化，使老师也难以完全掌握。规则越复杂，解释权就越重要。
资源分配权：通过积分兑换“特权”，他实际上掌握了班级内部稀缺资源（免值日、换同桌、作业减半）的分配权力。这创造了一整套依附关系。
林健的出现，标志着“权力网络”的升级。 这个因一分之差与物理竞赛省赛失之交臂的“前优等生”，在传统评价体系（唯分数论）中遭遇挫败后，迅速发现了另一套游戏规则。他主动靠近陈金锋，成为其首席“军师”，并将自己的智力优势应用于全新领域：系统设计。
林健主导开发的“作业优化分包系统”，堪称精致化的集体作弊工业化流程：
专业化分工：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将各科作业分解为若干模块。数学天赋高的A同学专攻解析几何，英语能力强的b同学包揽阅读理解，语文功底好的c同学负责文言文翻译。
流水线作业：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各模块负责人在指定区域完成“生产”。
质量管控：林健本人担任“总工程师”，负责答案的最终校验与整合，确保错误率低于5%。
风险防控：设置“雷同检测规避方案”——同一题目的解题步骤要设计三种以上变体；作文要准备五套不同模板；选择题错误答案要故意设置得符合常见错误思维。
利益分配：贡献大的“核心技术人员”可获得更多积分，积分可兑换陈金锋体系的特权，形成闭环。
当贞晓兕质疑这套系统时，林健推了推黑框眼镜，用冷静而富有说服力的语气回应：
“贞老师，我们这是在践行您上学期讲过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社会化大分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早就论述过，分工能极大提升生产效率。我们班数学平均分提升了5.2分，英语作文优秀率从12%上升到28%，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我们在过程中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项目管理能力和质量意识——这些不正是素质教育倡导的核心素养吗？”
贞晓兕一时语塞。她明知道这本质上是集体作弊的系统化、工业化版本，但面对确凿的“成绩提升数据”，面对科任老师“你们班学习氛围变浓了”的表扬，面对家长“孩子终于愿意写作业了”的感激，她无法理直气壮地否定这套“有效”的系统。
系统反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
第一张牌：价值观的彻底置换。陈金锋在周记中写道：
“以前我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是老师骗我们努力的鸡汤。现在我才明白，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运用知识规则的能力改变命运’。知识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如何利用知识体系中的漏洞、如何将知识转化为权力、如何在规则游戏中成为制定规则的人。我决定报考政法大学，不是想当正义的法官，而是想研究法律的空隙——就像我现在研究校规的空隙一样。贞老师说安禄山是‘系统漏洞的 exploit 者’，我觉得这个词很准确。我要成为这样的人。”
贞晓兕在批注栏里用红笔写下：“他已将‘规则套利’内化为最高理性。我教他历史批判思维，他用来批判一切道德约束；我教他经济学术语，他用来为利益交换辩护；我教他管理学原理，他用来构建权力网络。我是他最成功的老师，也是最失败的老师。”
第二张牌：权力的隐性僭越与制度化。林健主导起草了《高二（七）班资源分配与积分兑换细则（第三版）》，长达八千字，包含十七章五十四条，将班级生活全面纳入量化管理：
清洁区划分：根据积分竞标，出价高者得轻松区域。
校级竞赛名额推荐：按积分排名，积分可转让、可借贷（月息10%）。
教师课后个别辅导的关注度：可用积分“购买”老师额外答疑时间（明码标价：50分\/15分钟）。
甚至同学间的社交资本：高积分者自动成为“受欢迎人物”，低积分者则被边缘化。
这套体系运行得如此顺畅，以至于当贞晓兕试图干预时，有学生公开质疑：“老师，陈委员和林总监的体系公平公开，用数据说话。您要用什么理由推翻？就因为您是老师吗？这不就是人治压倒法治？”
第三张牌：传统监督机制的全面失效。原班长，那个坚持收作业要独立完成、值日要轮流公平、竞选要公开演讲的“传统好学生”，彻底失去了影响力。他在周记里绝望地写道：
“这个班级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丛林社会。在这里，规则不是用来遵守的，而是用来交易的；努力不是用来学习的，而是用来算计的；友谊不是用来真诚相待的，而是用来结盟互惠的。我说他们这样不对，他们就说我是‘内卷狗’、‘老师的眼线’、‘破坏班级团结的叛徒’。最可怕的是，连有些老师都觉得他们‘有创意’、‘会管理’。我不知道到底是我错了，还是这个世界错了。”
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发生在期中家长会。陈金锋的母亲——那位双手因常年浸泡化学药水而布满皲裂与色素沉淀的美甲摊主，紧紧拉着贞晓兕的手，眼眶通红，声音哽咽：
“贞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您。我家小野从小就不服管，他爸出事后，就更没人管得住他了。我天天在夜市忙到凌晨，累得回家话都说不动，只能看着他一天天混下去。我以为他这辈子就这样了……可是您让他当‘官’了！他爸当年，就是一辈子没等到一个机会，心里憋屈，才走了歪路。您这是救了小野，救了我们这个家啊！他最近回家还主动写作业了，说不能给您丢脸……”
贞晓兕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霓虹灯的光晕模糊了这位单身女性过早苍老的面庞。她忽然想起了史书中，张守珪第一次收到安禄山从塞外带回的敌酋首级和珍贵貂皮时，那种难以抑制的欣慰与骄傲。那一刻，老将军一定坚信自己不仅赢得了战役，更拯救了一个迷途的灵魂，将他引上了忠君报国的正途。
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在拯救沉沦者，赋予边缘者以价值和机会。我们陶醉于“点石成金”的导师神话，享受系统给予的奖赏（军功、政绩、教学成果）。却未曾看见，这些被拯救的“边缘者”，正以惊人的速度学习和掌握游戏规则，并开始反过来，重新定义什么是“中心”，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价值”。
贞晓兕在键盘上敲出：
“‘以生治生’与‘以胡制胡’共享同一个逻辑陷阱：系统为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短期效率，启用内部‘他者’（胡人、问题学生）作为管理工具。但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权力让渡。当‘他者’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系统运行不可或缺的齿轮时，主体意识就开始觉醒。他们会问：为什么我要永远做工具？为什么我不能成为执工具的人？安禄山如此，陈金锋亦如此。而最深刻的背叛在于：他们用来反抗系统的武器——规则套利技术、资源整合能力、绩效主义逻辑——恰恰是系统亲手教会他们的。系统以为自己培养的是更高效的‘看门狗’，却没料到狗学会了开锁，并开始思考：我为什么要看门？这门后的世界，我不能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