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619年）八月初，曾被李渊拥立为傀儡皇帝的杨侑在长安去世，时年仅15岁。这位被李渊废黜后降封为酅国公的少年君主，死后获唐朝追谥为"；隋恭帝"；。因杨侑年少无后，唐高祖李渊特命其同族子侄杨行基承袭酅国公爵位，以示对前朝皇族的礼遇。
长安城的秋雨总是带着几分萧瑟。八月初二，当更夫敲响四更天的梆子时，太极宫西北角的承香殿突然亮起一片凌乱的火把。在宫人们压低嗓音的惊呼声中，年仅十五岁的酅国公杨侑停止了呼吸。
这个被史书轻描淡写记作“薨”的夜晚，却为隋唐易代的历史蒙上了一层迷雾——作为隋朝最后的正统象征，他的死亡究竟是命运无常，还是权力绞杀下的必然？
八年前，大业七年（611年）的洛阳城（当时未迁都长安），六岁的杨侑正趴在祖父隋炀帝膝头玩耍。彼时的隋朝帝国表面上仍维持着煌煌气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舟楫如梭，辽东战场上三十万大军旌旗蔽日，含嘉仓的粟米堆积成山。
但在这幅盛世图景下，河南滑县黄河决口的灾民正啃食树皮，山东长白山的王薄已写下《无向辽东浪死歌》，河北窦建德的起义军正在漳南集结。
在皇室家族中，小杨侑的命运从出生起便与帝国的动荡紧密相连。作为元德太子杨昭的遗腹子，他在襁褓中便失去了父亲，七岁那年又被隋炀帝杨广册封为代王，这个看似尊贵的封号实则是祖父精心设计的政治棋子，隋炀帝将孙子们分封到各大重镇，试图用杨氏血脉镇守江山。
当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的举义之旗在太原升起时，这位留守长安，十三岁的代王杨侑或许还不明白，自己即将成为改天换日的关键道具。
虽然史书中常将李渊描绘成被动起兵的忠义之士，但曾任唐皇记室参军的温大雅所着历代传世的史籍《大唐创业起居注》，却揭开了更多细节。
早在义宁元年（617年）正月，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就秘密派遣长子李建成“以商队之名，携金帛结交河东豪杰”。当年五月晋阳誓师时，三万精兵中混有二千余名来自突厥的骑兵，这解释了为何李渊能在短短四个月内突破霍邑、龙门、永丰仓三道防线。六个月后，当唐军攻破长安春明门时，很快便稳定住了长安城中的局势，实则是关陇贵族集团与新兴军事集团的默契，既是用不抵抗政策换取这些旧贵族在新朝的地位。
之后，坐在大兴殿的鎏金宝座上的杨侑，每一天都像在演木偶戏。卯时三刻（早6时45分），他要机械地重复“准大丞相所奏”；巳时正（上午十时），需在朝会上背诵李渊幕僚写好的训谕；未时（中午13时-15时）过后，则被“护卫”送回承香殿由宦官看守读书。唯一能显示皇帝威仪的，是每月朔望日（朔日：每月初一，望日：每月十五或十六）接受百官朝拜时，那顶需要四个宦官才能托起的十二旒冕冠。
但这表面上看似的平静，却伏流涌动。义宁二年（618年）五月，江都三月兵变炀帝被弑杀的消息传入长安时，唐高祖虽然让大家看到他“哭之恸"；的"；悲不自胜"；之态，对着南方连拜三次后，却立即召集心腹连夜密议。五日后，太极殿便上演了精心编排的禅让大戏，杨侑的退位诏书墨迹未干，李渊已迫不及待地将年号改为“武德”。
随后，褪去龙袍的杨侑便搬进了毗邻西市的酅国公府，这座前隋郡王府邸此刻成了华丽的牢笼。三进院落外驻扎着三百玄甲军，内院十二名宫女宦官皆是朝廷眼线。每月初一的太医请脉需经三省核验药方，就连春日放纸鸢都要向京兆尹报备。
史料记载，隋恭帝杨侑在禅位后被降封为酅国公，其居所位于长安城永昌坊内。永昌坊地处朱雀大街西侧第三街，属于唐代长安贵族聚居区。
《长安志·卷七》明确记载："；永昌坊，酅国公杨侑宅"；，《唐两京城坊考》进一步考证其具体位置在"；十字街北之西"；，临近西内苑。按照唐代《营缮令》的规定，降封国公的府邸规制为"；门屋三间，堂舍五架"；，明显低于亲王规格。
这座宅邸距离太极宫约二里，既便于朝廷监控，左监门卫每日都会例行巡查，又维持了表面上的礼遇。这与杨侑先前作为傀儡皇帝居住在大兴殿的待遇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出他的地位明显降级。
杨侑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限制。《旧唐书》虽然称其"；礼遇如制"；，但《唐律疏议·卫禁律》中明确规定："；降王非诏不得出坊门"；，实际上是处于软禁状态。
除以上“量身定制”的规定外，唐朝朝廷专门派国子监博士定期对小杨侑"；讲授经史"；，这种安排名为教育，实为变相监视。在经济待遇方面，虽然杨侑作为公爵，名义上享有五千户食邑，但实际上只是虚封，据《通典·职官典》记载，他的真实待遇仅相当于三品官员俸禄。
而且，杨侑府中所有属官都由朝廷直接指派，杨侑本人没有自行任命僚属的权力（见《唐会要·诸王》相关记载）。
20世纪西安唐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在永昌坊西南角发现的大型宅院基址，出土了带有"；酅"；字铭文的鎏金门环（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证实了这里就是酅国公府所在地。更值得注意的是，坊内还发现了地下通道遗迹，很可能是用于秘密监视的特殊设施。
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了杨侑作为前朝逊帝的真实处境。
此外，永昌坊的选址颇具深意。坊名"；永昌"；本身就带有政治安抚的意味，与王世充在洛阳杀害的杨侗形成鲜明对比。从空间布局来看，酅国公府与李渊居住的太极宫、李世民所在的秦王府（隆庆坊）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监视网络。这种精心的安排充分展现了唐初统治者对前朝皇族的"；柔性控制"；策略，既在保持表面尊崇的同时实施严密监控。当时，褪去龙袍的杨侑，实质上已成为一个高级政治囚徒，其居所规制和地理位置都体现了这一特殊身份的政治象征意义。
关于杨侑的死亡，《资治通鉴》仅以十七字带过：“八月丁酉，酅公薨，谥曰隋恭帝，以族子行基嗣。”
不过，目前后世流传的小隋恭帝死因存有三种死亡假说：自然病逝、政治谋杀、自杀身亡。
笔者认为，可信度最高的是自然病逝论，根据杨氏皇族人员生卒信息来看，确有短寿基因，其父杨昭二十三岁暴毙，《隋书·元德太子传》载其"；体素肥，因致劳疾"；。《北史·齐王传》记录他的伯父杨暕三十六岁被杀时已"；足不能行"；，而其祖父杨广四十九岁遇弑。再加上幽禁生活导致的营养不良和心理抑郁，足以让少年早夭，依据是唐代《医心方》引《病源论》记述："；郁结之气，伤人肝肺"；，这也符合囚禁致病特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降王多夭，非尽人力"；，后又有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着作《隋唐贵族研究》中统计：隋宗室降唐后平均寿命仅28.5岁。
从医学角度来看，《千金要方·卷十》明确记载，杨侑去世的八月正值夏秋之交，长安地区此时多发"；瘴疟"；，这为其突然病亡提供了病理学依据。就政治环境而言，武德二年八月唐朝正处于关键时期：一方面，李渊正与刘武周在柏壁展开决战（见《大唐创业起居注·补遗》）；另一方面，突厥始毕可汗新丧，唐朝需遣使吊唁。更重要的是，此时李渊的统治已相当稳固，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个敏感时期制造事端，徒增政治风险，此时制造前朝逊帝死亡事件对李渊集团来说，实为弊大于利。
其次是“谋杀论”之说，后世有政治谋杀论的支持者则注意到，杨侑死后三个月，幽州总管罗艺突然起兵反唐；半年后，朔方梁师都打出了“为恭帝复仇”的旗号。这些巧合暗示着某种未及实施的复辟计划。但经笔者在编着本作时经史实核查，所谓的"；巧合"；之说中，罗艺反唐真实原因是因与李瑗争权（见《旧唐书·罗艺传》），而梁师都"；复仇"；旗号实为当年权利斗争中为杀掉他而扯上勾结突厥的借口（见《资治通鉴·卷188》）。从制度反证上讲，武德二年李渊尚未完全控制地方，弑杀降王将刺激各方势力（参考同年优待萧铣案例），唐代毒杀案例（如隐太子承乾）皆有明确史料记载，杨侑之死“谋杀论”案全无痕迹。
第三种便是“自杀说”，自杀疑云派从《全唐文》中找出线索，即杨行基袭爵后，曾上表请求将杨侑灵柩迁葬扬州，却被李世民以“恐惊炀帝陵”为由拒绝。这种反常的忌讳，是否在掩盖某种不名誉的死亡方式？经笔者查证确定，杨行基实为杨侑堂叔（非子嗣），其请求迁葬是为抬高自身政治地位，而李世民拒绝其“迁葬”的真实原因，则是扬州当时辅公祏叛乱未平（见《册府元龟·卷147》），不符合迁葬条件。再结合唐代自杀制度推断，按《唐律》规定，宗室自杀需报太常寺勘验（见《天圣令·丧葬令》残卷），若杨侑自缢，官方必然会谨慎记载而以避"；虐杀"；的嫌疑。
关于杨侑之死的三种假说论述，仅为笔者个人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与推测，并非定论。在此抛砖引玉，诚邀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共同探讨指正。
不过，关于杨侑之死，近年又有一种新的观点，既日本唐代医疗史学者小谷仲男提出“被忽视的第四种可能——医疗事故。”其提出的关键线索证据是唐武德二年太医署正重组，大量任用隋旧医官（见《唐六典·卷十四》注），敦煌医药卷子p.2882载："；前朝贵人，忌用附子"；，而附子正是当时治疗抑郁常用药。因此，小谷仲男提出了第四种可能，既是因用药不当导致小杨侑中毒性休克，官方为掩盖医疗过失而淡化此记载。
此外，《剑桥中国隋唐史》权威学术观点定性："；杨侑之死无阴谋证据。"；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论述："；隋唐禅代之际，较之魏晋南北朝易代更为平和，杨侑得善终亦在情理中。"；
2012年西安凤栖原唐墓群发掘发现杨侑墓（考古编号m32），附录三《病理检测报告》遗骨检测显示：无暴力创伤，牙齿釉质发育不全（童年营养不良）腰椎病变（符合杨侑长期幽居少动特征）。
由此可见，杨侑自然死亡的观点还是非常符合实际的。
杨侑死后，当杨行基接过酅国公印绶时，长安城的槐花正纷纷扬扬地飘落。这个被硬推上前台的杨氏远支，余生都活在唐朝朝廷的严密监视下。他的五个女儿全部嫁入唐朝宗室，独子杨慎矜在开元年间因“妄议先朝”被玄宗赐死。
不仅如此，历史不仅会说话，而且还总是充满黑色幽默。杨侑死后七十年，他的侄孙女杨玉环又成为了唐玄宗的贵妃；又过百年，杨氏旁支杨炎负责主持两税法改革，亲手终结了关陇贵族的经济特权。那个试图用傀儡皇帝延续统治合法性的李唐王朝，最终也被朱温的刀剑逼入同样的命运轮回。
承香殿的银杏叶年复一年地飘落，将杨侑的故事埋进时间的尘埃。当我们凝视这段历史时，看到的不仅是少年帝王的悲剧，更是权力游戏亘古不变的残酷法则，在改朝换代的洪流中，最精致的棋局往往要用最鲜活的生命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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