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纪四，从公元604年（甲子年）到公元607年（丁卯年），共四年。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甲子年）
春天，正月丙午日，大赦天下。
皇帝打算到仁寿宫避暑，术士章仇太翼极力劝阻，皇帝不听。章仇太翼说：“这次出行恐怕您就回不来了！”皇帝听了大怒，把他关进长安的监狱，打算等回来就把他斩首。甲子日，皇帝前往仁寿宫。乙丑日，下诏说赏赐、开支等事务，无论大小，都交给皇太子处理。夏天，四月乙卯日，皇帝身体不适。六月庚申日，再次大赦天下。秋天，七月甲辰日，皇帝病情严重，躺在床上与百官诀别，还握着他们的手，欷歔感慨，又让太子赦免章仇太翼。丁未日，皇帝在大宝殿驾崩。
高祖皇帝性格稳重严肃，做事令行禁止，处理政务十分勤勉。每天清晨就上朝听政，直到太阳偏西也不知疲倦。他虽然在钱财方面比较节俭，但对于赏赐有功之人，却毫不吝啬；将士们战死沙场，一定会给予优厚的抚恤，还派使者慰问他们的家人。他爱护百姓，鼓励大家从事农业生产，让百姓安心种桑养蚕，同时减轻徭役和赋税。他自己的生活，力求节俭朴素，乘坐的车马、使用的器物，破旧了就让人修补后继续使用；如果不是举行宴会，每顿饭不过一个肉菜；后宫的妃嫔都穿洗过多次的衣服。在他的影响下，天下形成了节俭的风气，开皇、仁寿年间，男子大多穿绢布衣服，不穿绫罗绸缎，服饰配件也不过是铜铁、兽骨、牛角之类，没有金玉装饰。因此百姓的衣食逐渐富足，仓库也都满满当当。刚接受北周禅让的时候，全国民户不到四百万，到了末年，超过八百九十万，仅冀州就有一百万户。然而，高祖生性多疑，对人苛刻，听信谗言，功臣旧友，没有一个能始终保全的；甚至对自己的子弟，也像对待仇敌一样，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当初，文献皇后去世后，宣华夫人陈氏和容华夫人蔡氏都很受皇帝宠爱。陈氏是陈高宗的女儿，蔡氏是丹阳人。皇帝在仁寿宫生病卧床，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都进宫侍奉。皇帝召皇太子进宫，住在大宝殿。太子担心皇帝有不测，需要提前准备应对，就亲自写了封信，密封后送出去问杨素该怎么做；杨素把事情的处理情况一条条写下来回复太子。结果宫人误把这封信送到皇帝那里，皇帝看了之后非常生气。宣华夫人清晨出去换衣服，被太子杨广逼迫，她奋力抗拒才得以脱身，回到皇帝身边；皇帝见她神色异常，问她原因。宣华夫人流着泪说：“太子对我无礼！”皇帝听了怒不可遏，拍着床说：“这个畜生，怎么能把大事交给他！独孤皇后可把我害苦了！”于是叫来柳述、元岩说：“把我的儿子叫来！”柳述等人以为要叫太子杨广，皇帝说：“是杨勇。”柳述、元岩出殿去写诏书。杨素得知此事，告诉了太子，太子假传圣旨，把柳述、元岩抓起来，关进大理寺的监狱；又调来东宫的士兵到皇宫宿卫，宫门的进出，都由宇文述、郭衍指挥调度；还让右庶子张衡进入皇帝的寝殿侍奉，把后宫的妃嫔都赶到别的房间；没过多久，皇帝就驾崩了。因此朝廷内外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宣华夫人和后宫众人听到变故，面面相觑，吓得浑身发抖，脸色大变。傍晚时分，太子派使者送来一个小金盒，在盒边贴着纸，上面有太子亲手写的封字，赐给宣华夫人。夫人看到后，惊恐万分，以为是毒药，不敢打开。使者催促，她才打开，盒子里有几枚同心结，宫女们都很高兴，互相说：“这下不用死了！”宣华夫人却很生气，转身坐下，不肯向使者道谢；其他宫女一起催促她，她才向使者拜谢。当天夜里，太子就与宣华夫人发生了关系。
乙卯日，发布皇帝驾崩的消息，太子杨广即位为皇帝。正巧伊州刺史杨约来朝见，太子派杨约去长安，更换长安的留守官员，假称是高祖的诏书，赐死原太子杨勇，派人将杨勇勒死；然后调集军队，召集众人，公布高祖去世的消息。炀帝听说后，说：“你哥哥（杨素）这个弟弟，果然能担当大任。”追封杨勇为房陵王，但不给他安排继承人。八月丁卯日，高祖的灵柩从仁寿宫运到；丙子日，停放在大兴前殿。柳述、元岩都被开除官籍，柳述被流放到龙川，元岩被流放到南海。皇帝命令兰陵公主与柳述断绝关系，打算让她改嫁；公主以死发誓不从，不再上朝拜见皇帝，还上表请求与柳述一起流放，皇帝非常生气。公主忧愤交加，最终去世，临终前，上表请求死后葬在柳家。皇帝更加愤怒，竟然没有为她哭泣，葬礼办得非常简陋。
太史令袁充上奏说：“皇帝即位，这一年与尧接受天命的年份相同。”暗示百官上表祝贺。礼部侍郎许善心认为“国家刚刚遭遇大丧，不适合称贺”。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向来厌恶许善心，便暗示御史弹劾他；许善心因此被贬为给事郎，官品降了两级。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隋文帝晚年及隋炀帝继位的史料，堪称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实录，字里行间充满权力斗争的残酷、人性的复杂与历史的吊诡，可从多重维度解析其深层意味：
帝王功过的双重镜像：隋文帝的“成”与“败”
隋文帝杨坚的一生呈现鲜明的矛盾性。他的“功”足以奠定盛世根基：勤政节俭到“日昃忘倦”“食不过一肉”，后宫服浣濯之衣，带动天下风俗淳朴，“丈夫不衣绫绮，装无金玉”；治国务实，劝农桑、轻徭薄赋，让民户从不足四百万激增至八百九十万，仓库盈溢，成就“开皇之治”。这种对“民生”与“制度”的重视，展现了明君的基本素养。
但他的“过”却直接埋下王朝倾覆的隐患：猜忌苛察到极致，功臣旧部无一人善终，连亲生子弟都视为仇敌，这种“以权防人”的偏执，让朝堂失去忠诚根基；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的摇摆与失误，更成为悲剧导火索。他临终前痛呼“独孤误我”，看似追责皇后，实则暴露了自己在权力平衡中缺乏长远眼光——既未能真正看清太子杨广的伪装，也未能妥善安置废太子杨勇，最终让亲情沦为权力祭坛的祭品。
权力交接的血色迷雾：“仁寿宫之变”的人性拷问
仁寿宫的最后时光，堪称封建皇权交接的“黑暗样本”。隋文帝病重时，杨广的操作步步透着阴谋：与杨素的私密书信被误送御前，暴露“预防不讳”的夺权野心；对陈夫人的无礼试探，撕破“仁孝”伪装。而隋文帝的反应更具戏剧性——从“大恚”到喊出“召勇也”，试图临终改立太子，却已无力回天。
“俄而上崩”的模糊记载，以及杨素矫诏囚大臣、张衡入殿侍疾、后宫被遣散等细节，让“弑父”的疑云千年不散。无论真相如何，这场权力交接已彻底背离伦理：杨广继位后立刻缢杀杨勇，连其后代都不许留存；对反对者柳述、元岩远贬流放，甚至逼迫兰陵公主与柳述离婚，致公主忧愤而死。权力的血腥味，从继位之初就弥漫在隋朝的天空。
礼法崩坏的连锁反应：从“宫闱之丑”到朝堂失序
杨广继位后的一系列操作，标志着礼法底线的崩塌。对陈夫人“蒸焉”（晚辈与长辈通奸）的行为，突破人伦禁忌；借“同心结”安抚陈夫人的细节，暴露其用权术掩盖兽欲的虚伪。而朝堂之上，太史令袁充以“与尧受命年合”阿谀献媚，礼部侍郎许善心因反对贺喜遭贬，更显官场风气的败坏——当“忠直”成为罪过，“逢迎”成为生存法则，王朝的精神支柱已然坍塌。
杨素家族的权势在此过程中进一步膨胀，杨约奉旨缢杀杨勇后获赞“果堪大任”，暗示权臣与新君之间的利益捆绑。这种“以酷吏立威、以权臣固位”的统治模式，虽能暂时压制反对声音，却终将积累更深的矛盾。
历史悲剧的必然逻辑：从“盛世”到“短命”的隐线
这段史料暗藏隋朝短命的密码：权力失去约束的疯狂。隋文帝以“猜忌”驭下，却未能建立稳定的权力传承制度；杨广以“阴谋”上位，继位后立刻用暴力清除异己，暴露其“唯权是图”的本质。父子二人虽性格不同，却都将“皇权绝对化”推向极端——隋文帝用节俭与高压维持统治，杨广则用奢靡与暴力透支民力，本质上都是“人治”逻辑的产物。
更值得深思的是“制度性的沉默”：当直臣柳彧、梁毘被贬，当公主为夫殉情，当百官在袁充的谄媚中沉默，整个王朝的纠错机制已失效。隋文帝开创的盛世，看似稳固，实则缺乏“容错”与“自我修复”的能力，一旦遇到杨广这样的暴君，便迅速从“仓库盈溢”滑向“天下大乱”。
结语：权力游戏中的人性与历史
仁寿四年的这场权力更迭，如同一面放大镜，照见封建皇权的所有病灶：亲情在权力面前的脆弱，礼法在欲望面前的崩塌，忠诚在高压面前的失语。隋文帝的节俭与猜忌、杨广的伪装与残暴、杨素的权臣逻辑、直臣的悲剧命运，共同构成了一幅“盛世阴影下的权力图谱”。这段历史的警示在于：一个只靠帝王个人品行维系的盛世，终究抵不过权力本身的腐蚀；一个缺乏制约与伦理底线的王朝，再辉煌的开局也难逃短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