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晨雾还未散尽，汪氏集团位于香港中环的总部会议室已灯火通明。巨大的落地窗外，维多利亚港的邮轮披着晨光缓缓驶过，窗内定制的胡桃木长桌旁，十二位董事会成员正襟危坐。每个人面前都摊着厚达百页的欧洲市场调研报告，页边密密麻麻的批注透着各自的立场。主位上的汪绿萍抬手拢了拢米白色西装的袖口，指尖戴着一枚极简设计的珍珠戒指，轻叩桌面时发出沉稳的声响，目光平静却锐利地扫过众人。她鬓角的碎发被精心别在耳后，露出线条柔和的侧脸，唯有眼神里的笃定，藏着十五年执掌集团的锋芒。
作为汪氏集团的掌舵人，我还记得自己当年接手时不过三十岁，彼时父亲汪展鹏骤然离世，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外部建材市场萎缩。十五年间，她以“柔克刚”的策略整合内部资源，果断砍掉盈利微薄的传统业务，押注新能源与高端制造，硬生生将区域性企业带成跨国集团。
商界曾有人暗议“女老板撑不起大局”，如今却没人敢轻视这位总能在危机中找到生机的女性。但今天这场关于“是否扩大欧洲市场”的董事会，却罕见地出现了尖锐分歧——报告摊开的第十分钟，分管国内市场的副总裁李建国率先打破沉默，他刻意避开汪绿萍的目光，对着文件念出自己的观点。
“汪董，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李建国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指腹在“欧洲通胀数据”那页反复摩挲，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恳切，“欧洲市场现在就是块‘烫手山芋’。能源危机没缓解，通胀率连续六个月超过8%，我们去年在德国设立的光伏组件分销点，利润率比国内低了整整12个点。上周我去华东考察，江苏那个新基建项目，政府承诺三年回购，保底收益率就有6%。与其把资金砸进这种不确定的市场，不如加码国内，政策托底，回款快，风险小。”他说着将一份国内项目评估报告推到桌心，封面上“稳赚不赔”四个红字格外扎眼。
他的话音刚落，分管财务的张总监立刻翻着手中的Excel表附和：“李总说得对。上个月欧洲央行又加息0.75个百分点，我们要是扩大投资，光是融资成本就要比年初高3个百分点。而且欧盟的环保法规比翻书还快，新的碳排放标准要求组件回收利用率达到95%，我们现有的生产线根本达不到，光改造就得花2个亿。我算过一笔账，就算欧洲销量保持去年的增速，这笔改造费也要五年才能回本，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他把计算器往桌上一放，数字“”还停留在屏幕上。
会议室里泛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几位头发花白的老董事纷纷点头。汪绿萍没有说话，只是抬手给法务总监陈律师递了一杯刚泡好的龙井——她记得陈律师有晨起饮茶的习惯。陈律师接过茶杯，扶了扶眼镜，语气严谨：“从法律层面看，欧洲市场的风险确实突出。除了碳关税，欧盟最新出台的《外国补贴条例》对我们这种非欧盟企业很不利，一旦被认定为‘接受不当补贴’，不仅会被罚款，还可能被排除在公共采购项目之外。去年就有三家中国企业遇到这种问题，其中一家被罚了8000万欧元，项目直接黄了。”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法规解读，上面用荧光笔标出了针对中国企业的特殊条款。
“风险是有的，但机会更大。”就在这时，负责国际业务的年轻董事林浩突然站起来，他的面前摆着一份标注着“重点”的市场分析报告，封面是他在欧洲考察时拍的光伏电站照片，“大家只看到了通胀和加息，但没看到欧洲能源转型的紧迫性。俄乌冲突后，欧洲天然气价格涨了十倍，德国老百姓冬天都在囤电暖器，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是刚需。去年我们的光伏组件在欧洲销量增长60%，而且高端组件的溢价空间比国内高20%。虽然碳排放标准严，但只要我们提前布局，这道壁垒反而能把那些只想赚快钱的小企业挡在外面，变成我们的护城河。”他把照片投影到大屏幕上，一望无际的蓝色组件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林总太乐观了吧？”李建国反驳道，“销量增长是因为去年能源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今年欧洲各国都在搞能源自给，德国要建核电站，法国要重启煤电，需求肯定会降。而且当地企业也在扩产，西门子上个月刚宣布投资10亿欧元建光伏工厂，我们的竞争优势会越来越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欧洲本土企业扩产清单，上面密密麻麻列着二十多家企业的投资计划。
“我不认为这是乐观，而是基于数据的判断。”林浩往前倾了倾身体，“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到2030年，欧洲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还要翻一番，这是刚性需求。德国建核电站至少要十年，法国重启煤电也过不了环保关，短期的替代方案改变不了长期趋势。当地企业扩产需要时间，西门子的工厂要2025年才能投产，而我们在光伏和储能领域的技术积累，比欧洲很多中小企业都有优势。至于需求下降，那是低端产品的需求，高端产品的市场还在扩大——去年我们的双面双玻组件在欧洲的市占率已经从5%升到了12%。”他调出市占率走势图，红色的上升曲线格外清晰。
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会议室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李建国气得脸都红了，林浩也攥紧了拳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汪绿萍身上，等待她做出最终决策。汪绿萍终于放下了手中的笔，她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看着维多利亚港的朝阳穿透晨雾，声音沉稳而有力：“大家的观点都有道理，既看到了风险，也看到了机会。但我们做战略决策，不能只看眼前的一两年，要看未来五到十年的格局。就像这港口的船，要是只盯着眼前的风浪，永远到不了远方的码头。”
她抬手按下遥控器，会议室的大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张全球能源转型的地图，欧洲部分被用红色标注得格外醒目。“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问题：汪氏集团的未来，是只做中国市场的龙头，还是做全球市场的玩家？”她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一位董事，“我接手集团的时候，有人说女人做企业只能守成，但我们用十五年证明了，我们不仅能守成，更能开拓。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抓住下一个十五年的机会。”
这句话让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汪绿萍继续说道：“国内市场确实稳健，但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去年我们的新能源业务在国内的市场份额是15%，今年降到了13%，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进入这个领域，价格战打得头破血流。上个月我去参加行业峰会，有家企业把组件价格压到了成本线以下，就是为了抢市场。而欧洲市场，看似风险重重，实则是我们实现‘高端化、全球化’的必经之路——那里的客户愿意为技术和品质付费，这正是我们要走的路。”她调出国内市场价格战的新闻，标题“血拼到底”格外刺眼。
她指向屏幕上的数据：“大家看，欧盟提出的‘绿色新政’目标是2050年实现碳中和，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写进法律的承诺。这意味着未来三十年，欧洲能源转型的方向不会变。短期的通胀和加息只是周期性波动，就像海浪一样，总会退去；而能源转型是结构性趋势，就像潮汐一样，只会朝着一个方向走。我们不能因为周期性风险，就放弃结构性机会——就像十五年前，大家都反对我砍掉建材业务转做新能源，说那是‘烧钱’，但现在看看，正是因为那次转型，我们才有了今天的行业地位。”
“可是汪董，”张总监还是有些担忧，他推了推眼镜，“那2个亿的生产线改造费和高昂的融资成本，对我们的现金流压力不小啊。去年我们的净利润才8个亿，一下子投出去四分之一，要是欧洲市场不如预期，我们的资金链会很紧张。”他把现金流量表推到汪绿萍面前，用红笔圈出了资金缺口。
汪绿萍微微一笑，拿起笔在现金流量表上画了一条补充线：“张总监，你有没有算过另一笔账？如果我们不改造生产线，不符合碳排放标准，那么从明年开始，我们的产品进入欧洲就要缴纳15%的碳关税。去年我们在欧洲的销售额是10个亿，今年要是按林总说的增速，销售额能到16个亿，15%的碳关税就是2.4个亿，比改造生产线的成本还高。而且，我们可以和欧洲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资改造生产线，我初步谈的是三七分，我们出30%，他们出70%，这样既能分摊成本，又能规避《外国补贴条例》的风险——他们是本土企业，欧盟不会把我们的合作投资认定为‘不当补贴’。”她把一份合作框架协议复印件递给张总监，上面已经有了对方企业的公章。
她顿了顿，继续说道：“至于融资成本，我已经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谈过了。他们对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和市场表现很认可，尤其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高效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达到了26%，比行业平均水平高3个百分点。他们愿意为我们提供基于绿色金融的专项贷款，利率比普通贷款低1.5个百分点。而且，欧盟的‘创新基金’对符合碳排放标准的企业有补贴，我们的改造项目符合要求，大概能申请到3000万欧元的补贴，折合成人民币就是2.3个亿，基本上能覆盖我们的投资成本。”她打开电脑，调出了银行的贷款意向书和补贴申请指南，文件上都有明确的金额和条件。
张总监愣住了，他没想到汪绿萍早就把这些细节都考虑到了，手指在计算器上按了半天，最终点了点头。汪绿萍看向陈律师，语气温和却坚定：“陈律师，关于《外国补贴条例》的问题，我们已经聘请了欧盟最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布鲁塞尔的德勤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合伙人是欧盟委员会前法务顾问，对这个条例的解读比我们更透彻。他们会帮我们梳理补贴情况，确保我们的业务符合欧盟法规。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在欧洲设立研发中心，雇佣当地的技术人员，参与当地的标准制定——我和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校长谈过，他们愿意和我们共建联合实验室，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可以参与欧盟标准的制定，从源头上规避法律风险。”
陈律师喝了口茶，点了点头：“汪董考虑得很周全。德勤律师事务所我知道，他们在欧盟法规方面确实权威。如果能参与标准制定，确实能很大程度上降低法律风险。我之前接触过欧盟的标准委员会，他们对有技术实力的企业很欢迎，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有高校合作背景的，更容易获得话语权。”他在法规解读上画了个圈，“这里有个条款，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可以获得‘合规豁免权’，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大利好。”
汪绿萍的目光又转向李建国，她起身走到李建国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李建国是跟着她父亲打天下的老臣，她一直很尊重他。“李总，你担心国内市场的投入不足，这个问题我也考虑到了。我们可以采取‘双轮驱动’的策略，国内市场继续加码新基建和乡村振兴项目，这是我们的基本盘，我给你批了5个亿的专项资金，比你之前申请的还多1个亿；欧洲市场则聚焦高端新能源产品和技术服务，这是我们的增长极。两者并不矛盾，反而能相互支撑——欧洲的高端技术可以反哺国内业务，提升我们在国内高端市场的竞争力。”她把国内项目的资金批复文件放在李建国面前，上面有她的亲笔签名。
她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坚定：“而且，进入欧洲市场，不仅仅是为了卖产品，更是为了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欧洲在高端制造、环保技术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西门子的精益生产模式，巴斯夫的环保处理技术，这些都是我们国内业务升级需要的。我们可以通过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与当地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提升我们自身的技术实力。这种技术积累，对我们国内业务的升级也有很大帮助——去年我们用从欧洲引进的技术改造了国内的生产线，废品率下降了5个百分点，一年就省了8000万成本。”她调出了国内生产线的改造前后数据对比，废品率曲线明显下降。
李建国沉默了，他看着那份资金批复文件，手指在上面摩挲着，最终叹了口气：“汪董，您考虑得比我们全面多了。我之前确实只看到了眼前的困难，没有看到长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