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康的“大义灭亲”，如同一块巨石投入了本已波涛汹涌的汉东舆论场，激起了千层浪。
一时间，关于他“铁面无私”、“壮士断腕”的讨论甚嚣尘上。
他用一场堪称完美的政治表演，暂时将自己从欧阳菁案的泥潭中抽离出来，试图以一个悲情的、被家庭拖累的改革者形象，换取喘息之机。
他以为，自己已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可以重新布局，徐图反击。
然而，他低估了祁同伟的决心，更低估了他那重生归来后，对时机和节奏的、近乎野兽般的精准掌控。
就在李达康试图通过“切割”自保，将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不幸”的家庭生活上时，祁同伟的第二轮攻击，已经悄无声息地、从一个完全出乎他意料的角度，接踵而至。
这一次，祁同伟选择的战场，是舆论。
他要用人民的口水，将李达康那座刚刚修补好的政治堤坝，彻底冲垮。
……
汉东省委宣传部，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里。
新任的常务副部长，一位根正苗红的汉大系笔杆子，接到了一个来自省公安厅厅长办公室的、不显山不露水的电话。
电话里，祁同伟的秘书只是传达了厅长的几点“个人建议”：“祁厅长认为，我们新闻战线，不仅要关注大案要案，更要关注大案要案背后的民生问题。比如最近备受关注的大风厂事件，工人们的后续安置情况怎么样了？他们的困难有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都值得我们媒体去深度挖掘，去体现我们党和政府的人文关怀嘛。”
这位副部长立刻心领神会。他知道，这不是“建议”，这是来自新晋权力核心的“指示”。
三天后，汉东省电视台的王牌新闻深度调查栏目《焦点追踪》，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期长达四十分钟的专题报道，标题引人深思——《谁该为大风厂的悲剧负责？》。
节目制作精良，采访深入，画面充满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力。
报道没有直接点名李达康，甚至没有提及任何一个具体的领导干部名字。
它只是用一种白描的、近乎残酷的纪实手法，将镜头对准了那些在大风厂倒闭后，生活陷入困境的普通老工人。
镜头里，白发苍苍的老工会主席郑西坡，坐在那间因为交不起电费而显得昏暗破败的小屋里，对着镜头，老泪纵横地控诉：“我们不是要阻碍发展，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公道！我们为工厂贡献了一辈子，勤勤恳恳，没拿过厂里一针一线！最后，连安身立命的饭碗都被人砸了，我们去找谁说理去？”
镜头转向医院的病房，一位患了尿毒症、每周需要透析三次的老工人，躺在病床上，气若游丝。
他的妻子，一位同样下岗的女工，正拿着一叠厚厚的催费单，在病床前默默垂泪。“没钱治了……真的没钱了……厂里的医保早就断了，我们现在，就是等死啊……”
镜头又对准了一个正在昏暗灯光下，就着咸菜啃着馒头的少年。
他是大风厂双职工的儿子，原本品学兼优，却因为父母下岗，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
一个个鲜活的、令人心碎的悲剧，通过电视屏幕，被赤裸裸地展现在了全省人民的面前。
紧接着，节目画风一转，采访了数位省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
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教授，在镜头前言辞犀利地指出：“任何只追求Gdp数据增长，而忽视了社会公平和民生保障的发展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牺牲，后补偿’的思路，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大风厂的悲剧，不是一个个例，它是那种带血的、不计成本的执政理念下，必然会产生的恶果！”
这期节目，如同一颗重磅催泪弹，瞬间引爆了全省的舆论。
当晚，省电视台的热线电话几乎被打爆。
无数的市民、工人、甚至体制内的干部，都打来电话，表达对大风厂工人的同情，和对那种不顾百姓死活的发展模式的愤怒。
民意的洪流，开始汹涌地，拍向李达光那座正在风雨中飘摇的政治孤岛。
他“大义灭亲”的悲情牌，在这真实的、血淋淋的民生疾苦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虚伪和苍白。
……
京州市委家属大院，李达康的家里，一片死寂。
他独自一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一张张悲愤交加的脸，听着那些专家学者们那一句句诛心之言，他的脸色，由铁青，转为煞白。
他知道，祁同伟这一招，比直接调查他本人还要狠毒。
祁同伟没有攻击他的权力，而是直接摧毁了他权力的根基——他引以为傲的政绩。他将他最光辉的“改革家”形象，活生生地扭转成了一个漠视民生的“酷吏”。
这是一种舆论上的公开审判，而他，甚至连辩驳的机会都没有。
他关掉电视，房间里陷入一片黑暗。
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入骨髓的寒冷和无力。他可以掌控京州的官员，可以调动京州的资源，但他无法掌控悠悠众口，更无法掌控那已经开始逆转的民心。
他知道，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输掉了最关键的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