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的灯光白得刺眼，像无数根针扎进视网膜。钱乐欣躺在产床上，汗水浸透了额发，每一次宫缩都像是体内有野兽在撕咬。但她没有喊叫，只是死死咬着下唇，直到血腥味在口中弥漫。
“用力，钱小姐，再用力一点！”助产士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水底传来。
钱乐欣的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疼痛使她保持清醒。这不是生育，这是一场剥离仪式。剥离那个男人在她身体里留下的最后痕迹，剥离这九个月来日夜折磨她的耻辱。
记忆的碎片在剧痛中闪现。一年前，严格来说是十个月前，她被谭笑七从美国绑架带回国内，醒来时发现一个男人在对她作恶。她记得那个地下通道，还有那个一言不发的照顾自己却认真周到的南美女人，从通道上方的气窗能透过来些许的光线和似乎很远的人声，那个南美女人帮她洗浴，给她吃喝，但是绝对不许可她大声说话，更别提出去了。她被囚禁了整整七天，每当气窗透下的光消失时，那个男人就会准时出现，一言不发，折腾她两三个小时，而她的身体里，永远留下了被侵犯的创伤。要知道在此之前，父亲绝对不许可她谈恋爱，即使她到了美国，身边也有监视她的人。
钱乐欣就是奇怪，怎么自己这么容易就被绑架了。
父亲和她很少联系，打钱倒是很准时，每隔三个月的1号，她的账户里就会增加三万美金，她知道父亲是大官，有很多钱，只给她一年给她12万美金，为的是她的人身安全。
“头出来了！再用力一次！”
钱乐欣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吼，那不是分娩的痛苦呐喊，而是一种原始的、充满恨意的释放。随着婴儿的啼哭声响起，一切突然安静下来。
助产士将清洗干净的婴儿抱到她面前，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是个健康的女孩，您要抱抱吗？”
钱乐欣侧过头，目光像避开腐烂物一样避开那团粉红色的生命。婴儿的脸皱巴巴的，眼睛紧闭，小手在空中无意识地挥动——这双手有着和谭笑七一样的指节形状。
“拿走。”她的声音因用力而嘶哑，但异常清晰。
“可是，”
“我说拿走。”钱乐欣转回头，眼神冷得像手术器械的不锈钢表面，“联系王助理，按计划执行。”
助产士犹豫了一下，但在钱乐欣的注视下，她最终还是将婴儿抱开了。钱乐欣闭上眼睛，听着婴儿的啼哭逐渐远去。她的腹部仍在抽痛，生孩子的小房子在收缩，将那个男人留下的最后一部分生命证据排出体外。
五小时后，钱乐欣已经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坐在轮椅上被推出医院。她没有看婴儿房的方向，径直被推往停车场。一辆黑色轿车等候在那里，车窗降下，王助理的脸出现在后面。
“办妥了？”钱乐欣问，声音里没有产后虚弱，只有冰一样的平静。
“孩子已经送到智恒通大厦的安保亭，按您的要求，附上了出生证明和亲子鉴定报告。”王助理想起刚才的情景，一个襁褓被放在智恒通大厦门前，保安发现后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
钱乐欣的嘴角扬起一丝扭曲的弧度，那不是一个笑容，而是面部肌肉的痉挛。
“很好。”她收回目光，“回公司。”
“医生建议您至少休息两周。”
“回公司。”钱乐欣重复道，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空气里。
钱乐欣的办公室位于北京二环内蓝岛大厦最高层，从这里可以看到智恒通北京公司大楼，她刻意选择了这个位置，一个可以直视敌人领地的前哨。她知道那个伤害她的谭笑七常住在海市，但是会不定期地来到北京视察。而海市智恒通大楼的周边没有相应的可以监视谭笑七的楼宇，更何况她知道要是在海市常驻，难免会见到那个刚从自己身体分离出的血肉，她不想看见她！
办公室内部的设计极简到近乎苛刻。纯白色的墙壁，深灰色的地毯，没有任何装饰画或摆设。唯一的例外是墙角的一盆植物，那是她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实验室偷偷带回来的兰花后代，现在在特制的玻璃罩中生长，与外界完全隔离。
上周，市场部的一名新员工在报告中不小心写到了“智能恒温通风系统”，其中的“智”“恒”“通”三个字连在一起触发了警报。钱乐欣亲自处理了这件事：那名员工被当场解雇，所有他接触过的文件都被重新审查。
“零容忍。”她在全公司大会上宣布，“我们的生存依赖于绝对的纯净。任何污染都必须被清除。”
员工们私下称这种规定为“文字净化运动”，但没有人敢公开议论。钱乐欣给出的薪水是行业标准的三倍，代价是生活在一种无声的恐怖中——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小心说出那禁忌的六个字，然后突然从公司消失。
钱乐欣点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她以不同笔名撰写的文章和报告。这些文档是她真正的武器，比任何商业策略都更致命。
她正在完善一份关于智恒通东南亚供应链的报告。事实上，她派去的调查员只发现了一些轻微违规——加班时间略超当地标准，消防设备检查记录不全。但在钱乐欣的笔下，这些变成了“系统性奴役劳工”和“对生命安全极度漠视”的证据。
她停顿了一下，想起自己曾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伦理课程——关于植物研究的诚信原则。那些原则现在显得如此遥远可笑。
伦理？道德？当谭笑七在地下室对她施加暴行时，谁跟她谈过伦理？当父亲钱景尧在谭笑七精心策划的刺杀事件中死去时，谁又维护了道德？
她的手指在纸张上飞舞，文字如毒液般倾泻而出。每一个指控都更加尖锐，每一个“证据”都更加确凿。她不是在写作，她是在铸造武器。
深夜十一点，钱乐欣独自驾车回到明光村的公寓。这房子是父亲留给她的，也是一个堡垒，从外墙到室内装潢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想起那个名字。
进门处的屏风上刻着复杂的几何图案，那是她专门请风水大师设计的“镇煞”阵法。大师不知道要镇的是什么，只知道客户要求能够“隔绝特定气息”。钱乐欣每天进出时都会触摸屏风上的某个节点，仿佛在完成某种仪式。
客厅的书架上没有一本现代商业书籍，只有园艺学专着和植物图鉴。电视从未打开过新闻频道，葱美国进口的cd机传出来来的只有古典乐和自然声音。她甚至要求家政人员使用特定品牌的清洁剂，因为那个品牌的气味与她的大学实验室相似——那是她心中最后的净土。
然而，有些东西是无法完全控制的。
她在梦里又回到了那间地下室。不是完整的情景，而是碎片：水泥地的冰冷透过单薄的衣服，头顶一盏防爆灯泡投下晃动的阴影，还有男人的声音，那是谭笑七施暴时的动静，极其粗暴，根本不会顾及她的感受，那是疯狂地发泄。在梦里，那些笑声与婴儿啼哭声混在一起，形成一种诡异的和声。
醒来时，钱乐欣发现自己睡成一个奇怪的姿势，似乎自己是在抱着一个娃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