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香江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维多利亚湾里的航船开始点上灯火，星星点点随风飘荡在湛蓝的海面上。
滴~
“您好，麻烦帮我拿最近一个月之内的报纸到我的房间来，谢谢。”郑硕抄起电话对前台说道。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接下来，打开自己的名声用于保护自己的产业，将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
（对标马家的《东方日报》和香江四大才子的风流韵事。
“卖【毒】没被清理掉”和“风流韵事”能够被原谅，充分地说明了“掌握舆论”与“才子名声”的重要性。）
而投稿小说就是这一步的起始点，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
所以找来报纸了解了解“行情”，那还是很有必要的。
当前的这个时间线里面，整个香江报业里面最出众的就是《明报》、《东方日报》和《星岛日报》这三家报纸。
1973年的时候它们三家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成为报业最顶层的“玩家势力”。
其中《明报》作为香港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媒体之一，它是由金庸与沈宝新秉承着“客观、忠实”的办报原则，于1959年以10万港元创办的严肃政论媒体。
内容以政论深度见长，目前日发行量大约18万份，读者以知识分子和商人为主。
《星岛日报》则是由「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于1938年8月1日创办。
二战香江沦陷期间，《星岛日报》被迫停刊，胡文虎辗转新加坡、缅甸等地继续办报，展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气节。
复刊后，《星岛日报》逐步建立覆盖全球的采编网络，并在纽约、伦敦、悉尼等16个城市发行了海外版本的《星岛日报》，整个发行范围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主要以中产阶级服务为主，日发行量大约在15万份左右，十分注重国际视野。
《东方日报》是由黑帮人物“马惜珍”创办的报纸，以“草根立场”和“娱乐化叙事”的报道风格在民众面前塑造了独特的媒体形象。
它以14万份的发行量位列第三，同时也是这三家报纸里面“最年轻”的一位。
与《明报》的“政论深度”和《星岛日报》的“中产阶级服务”不同，《东方日报》聚焦于社会新闻与娱乐化内容。
其通过“社会新闻+娱乐化”的策略在很迅速地就从“重重包围”之中得到了快速扩张，尤其是在基层市民之中的影响力，尤为显着。
首创的“马经版”，通过聘请专业分析师解读赛马资讯（香江赌马风盛行），使得其的市场占有率快速提升。
“葛柏案”的犯罪案件报道、“草根香港”的系列话题（深水埗寮屋区火灾、观塘工厂工伤等事件，呼吁改善居住环境）、“李小龙猝死”的娱乐新闻都让《东方日报》从“低俗小报”迅速成为了“市民代言人”。
郑硕在东大的时候一共提前“原创”了三本小说，虽然都没有全部创作完成，但每一本也都有30来万字。
他为第一部小说挑选的报纸是《明报》，在《明报》上发表武侠小说是当下市场中最快打响自己的名声的途径。
至于原因则是因为1972年，金庸在完成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后，在该书的后记中写到的一句话——
“如果没有特殊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
此后，金庸便没有再创作新的武侠小说（只是没有写新小说，但是有将之前的小说进行重新修订）。
而《明报》在金庸封笔《鹿鼎记》后，?急切需要新的武侠类型小说来稳定自己的市场份额。
郑硕也正是瞄准了这个时期《明报》对武侠小说的空档期，才特意挑选被誉为“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典范的小说《昆仑》去投稿对。
《明报》以武侠连载闻名，但是金庸目前已经封笔了，最重要的是当下香江的武侠小说已经陷入了“秘籍-奇遇-复仇”的恶性循环的小说套路化。
而《昆仑》虽然也承接了金庸武侠的精神脉络，延用了金庸“历史为骨，武侠为皮”的创作理念。
但却是以“历史深度+现代价值观+知识创新”的组合拳形式进行了写作创新。
这种形式不仅为传统的武侠小说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成为了衔接金庸与新旧两代读者的桥梁。
如果说金庸的武侠是“现代中国的集体记忆”，那么《昆仑》就是“后金庸时代”的“破局之作”——
它用梁萧的孤独背影，告别了传统武侠的英雄神话，却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更复杂的人性书写，为武侠文学打开了通向“成人史诗”的大门。
虽然从《昆仑》的开篇开始便陷入了“助元攻宋、情感纠葛、道德摇摆”的争议漩涡。
但是梁萧的“非正义起点”与自我放逐于东海孤屿“悲剧性结局”，却是打破以往传统英雄必备的“伟光正”模板，更加地贴近现代人对人性复杂的认知。
从金庸的“民族对立”到《昆仑》展现的战争对所有族群的伤害。
既否定了“血统即正义”的逻辑，也让民众的价值观从“民族主义”升级到了“个体觉醒”的地步。
书中【元军中有善者，宋军中有腐者】的描写，消解了传统武侠中的二元对立，转为了对生命个体的命运关注。
书中【梁萧阻止元军屠城时说：“我救的不是宋人，是人命”】，这种超越阵营的人道主义，更是可以成为了和平语境下的价值迭代。
郑硕给第二部小说挑选的报纸是《星岛日报》，挑选它的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它那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发行渠道。
其广阔的发行网络能够让郑硕提前“窃取”、“截获”代表性文化作品在全世界方范围内得到传播，例如——
《侏罗纪公园》的恐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