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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74年6月14日，上午16点16分。
地点：凤凰玩具公司·老板办公室。
郑硕正俯身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前，仔细审阅永丰塑料厂最新的产能报告，钢笔尖在数据间轻轻划动。
突然，桌上那部奶油色电话机响起了急促的铃声，打破了宁静。郑硕头也没抬，只是抬手对坐在对面的霍建宁做了个手势。
霍建宁立刻会意，轻轻合上手中的文件夹，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办公室，并顺手带上了厚重的木门。
郑硕这才不紧不慢地拿起听筒，贴在耳边：“喂，哪位？”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平和、带着些许江浙口音的声音，背景十分安静，隐约能听到纸张翻动的细微声响：“郑先生，下午好。我是《明报》的查良镛。”
是金庸本人。
郑硕握着听筒的手几不可察地紧了一下，随即恢复正常。
他放下钢笔，身体微微向后，靠在高背椅的软垫上，语气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尊敬，但眼神里瞬间闪过一丝锐利的光，声音平稳地回应：
“查先生，下午好。您事务繁忙，还亲自来电，是有什么指教吗？”
他心知肚明，金庸此时来电，绝非寻常问候。
“指教不敢当。”金庸的声音依旧不疾不徐，透着文人特有的清晰和条理，他显然不打算绕圈子。
“郑先生是爽快人，我也就开门见山了。马家那边，托我传个话。”
他略微停顿，似乎给郑硕一个消化信息的时间，然后继续道，每个字都吐得很清晰：
“他们希望能和郑先生你当面谈一谈，找个清静稳妥的地方，双方坐下来，把事情讲清楚，看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
郑硕没有立刻接话，目光扫过桌上摊开的报告，脑中那台“灵魂AI”已经开始无声地运转，快速评估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和谈”信号背后的各种可能性。
是缓兵之计？
还是真的撑不住了？
电话那头，金庸似乎能感受到他的沉默，接着给出了具体的安排：
“时间，暂定在明天下午三点。地点……可以由郑先生你来定，唯一的要求是，务必保证清静、安全。”
这话说得很有技巧，既表达了马家的“诚意”（时间可由郑硕定）；
也暗含了对自身安全的顾虑（要求地点安全）；
同时将选择地点的主动权交给了郑硕，显得不卑不亢。
电话那头，金庸沉稳平和的声音还在继续，清晰地传达着马家希望和谈的意愿。郑硕握着听筒的手指，却在听到“马家托我传个话”的时候，几不可察地收紧了一下。
他脸上表情未变，依旧保持着倾听的姿态，但整个人的精神瞬间高度集中。
“灵魂AI”如同最精密的仪器开始输出冷蓝色的数据流——交叉比对，分析数据：
『调取人物关系数据：查良镛（金庸）与马氏家族历史关联分析。
主要节点：
1、六十年代，金庸在《大公报》等左派背景媒体撰文，曾多次抨击马家涉及的高利贷、黄赌毒等黑色产业，双方在意识形态及社会公义层面存在公开对立；
2、无直接商业利益往来记录，金庸及其《明报》在财务上保持独立。』
『分析调停动机：概率排序：
a)维护香江社会经济稳定（占比68%），避免马家狗急跳墙引发更大混乱；
b)偿还历史人情（占比29%），基于上条时间线1978年小报曝出的“金庸曾为保释马惜珍奔走”传闻反向推测，其早年可能欠下马家难以公开的人情债；
c)其他未明原因（占比3%）。』
『战略机遇评估：此非威胁，实为良机。
金庸的介入，既为马家败退提供体面台阶，亦为宿主（郑硕）创造接触乃至影响文化舆论高地的绝佳切入点。
可借此提出合作意向，目标：
1.以“共同开发正版影视”为名，低价获取其全部武侠小说影视改编权；
2.以此为借口推出同类型的高端时政报纸《凤凰日报》。』
这一系列复杂分析在电光石火间完成。郑硕心念急转，瞬间洞悉了金庸出面调停的深层原因——
并非为了马家，更多是出于一位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对香江可能陷入更剧烈动荡的担忧，或许还夹杂着一些难以明说的旧日人情的纠葛。
郑硕还是没有接话，房间里只剩下老式吊扇缓慢转动的微弱嗡鸣。他的指尖在光滑的红木桌面上极轻地敲了一下，发出“嗒”的一声轻响。
他确实预料到马家在重重压力下，迟早会通过各种渠道递话求和，但确实没料到，出面充当这个“传声筒”的会是金庸，而且姿态放得如此之低——
连见面地点都交由他全权决定，这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示弱和寻求安全保障的信号。
电话那头，金庸似乎能透过电流般，敏锐地察觉到郑硕这短暂沉默背后飞速运转的权衡与审视。
他并不催促，而是用那种特有的、融合了书卷气的温雅与洞明世事的通透语调，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
“郑先生，我打这个电话，目的很单纯，仅仅是把马家那边的意思，原原本本地带到你这里。
并且，我可以以我查良镛个人的名誉担保，这次邀约，纯粹只为双方创造一个当面谈话的机会。”
他语速平稳，字字清晰，刻意划清界限：“至于你们见面具体要谈什么，最终能谈出什么样的结果，是战是和，是进是退。
我本人绝不参与其中，也绝不会施加任何影响或干涉。”
他稍作停顿，语气里带上了一丝略带感慨的劝解意味，却丝毫不显得卑微或者强求：
“香江这块地方，说大很大，说小也实在很小。生意场上，来来往往，今天不见明天见。老话常说，‘见面三分情’。
郑先生你是做大事、有格局的人，即便眼下局面如此，不妨就见上一面。
听听对方究竟想说什么，总归没有坏处。至少，能把双方的底线摸得更清楚一些。”
这番话，说得极为高明。既明确界定了他自己只是“传话人”的中立且超然的角色（仅负责牵线搭桥，不涉入实质谈判）；
又给足了郑硕面子和台阶（称赞其是“做大事的人”）；
更重要的是，他将最终的决定权——见或不见？如何见？
完全、彻底地交到了郑硕手中，姿态放得无可挑剔，既表达了善意，又规避了可能引火烧身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