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云：“必出世者，方能入世，不则世缘易堕；必入世者，方能出世，不则空趣难持。”此言如一枚温润的古玉，初触微凉，细品之下，方觉其内里蕴着人生智慧的恒温。它揭示的并非简单的先后次序，而是一种深邃的循环互济，一种在尘世波涛与精神孤峰间往来不息的修行。于我而言，这“出入”之间的真谛，恰似那大漠深处，一代代敦煌守护者用生命刻写的无声史诗。
真正的“出世”，并非是逃避现实生活中的车马喧嚣和世俗纷扰，而是一种积极的内心修行。就如同在内心修筑一道篱笆，种植一片菊花，营造出一片不被外界事物所干扰的精神高地。只有以这样一颗清明澄澈的心去“入世”，才能够在万丈红尘中坚守自己的本真，不被世俗的因缘所束缚。
常书鸿先生的选择，无疑是对这种“出于世”而后“入于世”理念的壮美诠释。在当时的巴黎画坛，对于他来说，那是一个触手可及的荣耀世界，是世人梦寐以求的“世”之极境。那里有无数的桂冠和华美的霓裳等待着他去摘取和穿戴，然而，当他在伯希和的图录中偶然瞥见那千年佛光的一刹那，一种更为深沉、更为强大的力量如同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瞬间照亮了他的灵魂深处。
这是一次灵魂的“出世”，他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了那繁华喧嚣的巴黎画坛，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风沙弥漫的戈壁。这并非是对尘世的厌倦，而是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叩问和超越性追求。他如同一条勇敢的鱼儿，从浮世的浪花中一跃而出，去探寻那文明的深海，去追寻那内心深处真正的自我。
唯有如此，他的“入世”才拥有了如同金刚不坏一般坚不可摧的根基。当他静静地伫立在莫高窟前，面对着那扇被流沙掩盖的门扉，以及壁画逐渐凋落的荒芜与寂寥，他的心境却并未因此而动摇。生活的艰辛和时代的动荡，犹如那刺骨的朔风一般凛冽，但他内心深处那份源自精神“出世”的坚定信念，却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稳稳地矗立在他的灵魂深处。
这份信念，让他眼中的敦煌不再仅仅是一个充满苦难与孤寂的地方，而是成为了民族文化的血脉所系，是一个值得他用一生去守护的神圣殿堂。这便是“必出世者，方能入世”的生动诠释——正因为他心中有一座灵山，所以他才能够无畏地面对尘世间的茫茫苦海；正因为他志向高远，所以他才能够心甘情愿地坚守在清贫之中。
如果没有那一瞬间“出世”的超越视角，他又怎能在如此漫长而孤寂的岁月里，抵御住“世缘易堕”的强大引力，去完成这一项伟大的文化救赎事业呢？
而另一面，“必入世者，方能出世”的智慧，则在樊锦诗先生身上熠熠生辉。她将最好的年华“入”于敦煌的每一寸壁画、每一尊彩塑之中，与这古老的艺术同呼吸、共命运。她并非将自己隔绝于时代之外，而是深深扎根于这片文化沃土，以最切实的行动去理解、去呵护。正是这数十年如一日全身心的“入世”沉浸，才最终引领她抵达了更高境界的“出世”。
当她提出“数字敦煌”的构想时，这一构想所蕴含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对实体的简单保护。它不仅仅是一种保护手段，更是一种将千年艺术从物理时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哲学性飞跃。
她巧妙地运用现代科技的力量，为莫高窟创造了一个不朽的“数字法身”。这个“数字法身”使得那些深藏在大漠之中的瑰宝能够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永生，并与无尽的未来进行对话。这种超越时空的洞见和创造，无疑是一种“出世”的智慧结晶。
然而，这份“出世”的智慧并非凭空产生。它恰恰源自于她对敦煌的极致“入世”态度——对敦煌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对其脆弱性和价值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
如果没有这种对敦煌深入骨髓的了解和感悟，那么所谓的“出世”很可能会流于一种空洞的趣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的“出世”难以持久，更不用说能够开创如此泽被万代的伟大功业了。
从常书鸿的“出”而“入”，到樊锦诗的“入”而“出”，敦煌守护者们的身影，在历史的长廊里勾勒出一条螺旋上升的轨迹。这轨迹昭示我们：生命的圆满，正在于这“出”与“入”的辩证循环。若只知“入”而不知“出”，易为俗务所困，迷失方向；若只求“出”而回避“入”，则智慧如浮萍，难有真实的建树。
让我们在心灵的深处，也为自己开辟一方“出世”的静室，时常叩问生命的意义；同时，更要满怀热忱地“入”我们所选择的学业、事业与责任之中，深耕不辍。唯有如此，方能在尘世的修行中，既不负人间烟火，亦能仰望璀璨星河，于这“出入”之间的动态平衡里，证得生命的博大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