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空气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通讯参谋的脚步声在铺着木地板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急促，每一次叩击都像是敲在众人的心脏上。
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僵直的站在巨大的华北形势图前，手中的红蓝铅笔不知何时已经断成了两截。他面前的电报纸上，字迹凌乱却清晰得刺眼写着：
“……第五师团野炮联队遭敌装甲集群突袭，已玉碎。步兵第42、第11联队遭敌优势火力压制，伤亡惨重。敌战车部队突破我纵深，我部被迫全线收缩……板垣征四郎。”
另一份来自第十三师团的报告更加简略，却透出更深的绝望：“……遭遇支那军的机械化兵团突击，反击失败，战线崩溃，现正与第五师团残部协同后撤……”
“协同后撤”——西尾咀嚼着这四个字，嘴角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他太了解这些前线下级军官的报告风格了。所谓“协同后撤”，往往就是溃不成军的遮羞布。
“不可能……”西尾的声音干涩，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绝对不可能。”
他转过身，宽大的军服下摆带起一阵风。地图上，代表第五、第十三师团的蓝色箭头还深深地插在预定的进攻位置，象征着皇军不可阻挡的兵锋。在他的认知里，这两个师团——尤其是第五师团——是帝国陆军在华北最锋利的战刀。他们经历过上海血肉磨坊的绞杀，见证过太原城下的“赫赫武功”，在徐州会战中更是长驱直入。他们面对过最顽强的中国军队的阻击，也承受过惨烈的伤亡，但从未崩溃，从未像现在这样，在电文中透出几乎无法掩饰的慌乱和……恐惧。
“支那人哪里来的如此强大的装甲部队？就算有苏联援助，就算有零星缴获，怎么可能形成如此规模的装甲集群？又怎么可能有如此娴熟的步坦协同战术？”冈部直三郎参谋长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与其说是在询问，不如说是在宣泄难以置信的情绪。“两个常设师团，即便遭遇突袭，即便有装备劣势，凭借其坚韧的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也绝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打垮’！这不合常理啊！”
这正是所有收到战报的日军高级军官心中共同的疑问。他们早已习惯了中国军队在火力、机动力、后勤保障上的劣势，习惯了己方一个大队追着中国军队一个师打，习惯了用“武士道”精神和精良的单兵训练弥补的兵力不足。他们构建的军事逻辑，是建立在对手是贫弱的农业国军队这一基础之上的。
而现在，这套逻辑被粗暴的用钢铁洪流砸碎了。
冈部直三郎感到一阵眩晕，他扶住了桌沿。他不是没有收到过关于中国军队装备更新、出现新式坦克的零星情报，但他和大多数同僚一样，将其归咎于夸大其词的战场恐惧或是苏联有限的、不成体系的援助。他们从未真正相信，中国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支能够正面碾压帝国精锐师团的、成建制的机械化力量。
这不仅仅是战术的失败，更是认知的崩塌。
“司令官阁下，”冈部直三郎压低声音，脸色异常严峻，“如果电文内容属实……这意味着我们在华北战场，甚至在整个支那事变中，所面临的作战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五、第十三师团即便能撤出部分兵力，其战斗力和装备的损失也……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敌我力量对比。”
西尾寿造闭了闭眼睛。他知道参谋长说的是对的。但他更知道，这份战报一旦呈送上去，将引发怎样的地震。这不仅仅是两个师团的挫折，更是对“三个月灭亡中国”狂言的彻底嘲弄，是对整个日军战略构想的致命一击。板垣征四郎是他的同僚，更是军中有名的悍将，连他都用了“玉碎”、“崩溃”这样的字眼……
“核实！”西尾寿造睁开眼，此时他的眼中布满了血丝，“动用一切手段，空中侦察，特高课的情报网，给我核实前线每一个细节！我要知道敌人到底有多少坦克，什么型号，他们的补给线在哪里，他们的指挥体系是什么！”
“但是，司令官阁下，板垣师团长和荻洲师团长同时发来告急电文，事情恐怕……”
“我知道！”西尾寿造粗暴地打断了他，“正因如此，才必须弄清真相！这关系到整个华北战局，甚至关系到帝国的国运！”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同时，以最紧急密电，将现有情况概要，呈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不，直接呈报给杉山元大将。措辞……务必准确，但……也要有所保留。”
西尾寿造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就在几天前，他还踌躇满志地策划着新一轮的攻势，意图彻底打通津浦线，将华北与华东的占领区连成一片。而现在，两个主力师团的骤然溃败，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他的幻想。
“司令官阁下……”冈部直三郎喃喃道。眼前这位以“强硬派”着称、又一手推动了卢沟桥事变扩大化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面对这样的噩耗，又会作何反应？震惊？暴怒？还是……
杉山元大将的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冰。
那份来自第二军的紧急密电，此刻正平平整整地摊开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杉山元没有像西尾寿造那样失态，他甚至没有站起身。他只是坐在高背椅上，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指尖相对，抵在鼻梁下方，一动不动。
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几方苍白的光斑。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只能听见座钟不疾不徐的“咔嗒”声，每一声都像是在丈量着某种走向终结的时间。
副官和几位核心参谋屏息垂手立在稍远处，连大气都不敢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