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秋，五丈原的秋风卷着渭水的寒气，吹透了诸葛亮的帐幔。彼时丞相正伏案批阅军报，案头堆叠的竹简压得案几微微作响，其中最厚一卷，是关于汉中防务的更戍制度修订案。他咳嗽了两声，指尖在“轮换周期”四字上悬停片刻，终是蘸了墨，将原定的“三年一换”改为“两年一换”。侍立一旁的杨仪低声道：“丞相，军中医官说您需静养，这些文书……”
诸葛亮抬手打断他，目光扫过帐外——那里，姜维正领着亲兵操练阵法，银色的盔甲在残阳里泛着冷光。“伯约的陇西兵，需尽快融入汉军规制。”他声音轻得像风中残烛，“两年一轮换，既能让蜀地子弟熟悉北地风霜，也能让边地兵卒知朝廷法度。”
谁也未曾想到，这道修改后的更戍令，会在二十九年之后，成为压垮绵竹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炎兴元年冬，绵竹关的积雪没到了脚踝。诸葛瞻身披父亲留下的亮银甲，站在关楼之上，望着关外黑压压的魏军阵列，指节因紧握剑柄而泛白。他身后的三万蜀军，一半是从南中调防来的夷兵，一半是成都临时征召的民壮，真正经历过北伐战阵的老兵，不足三成。更戍制度早已名存实亡——自蒋琬、费祎相继去世后，蜀汉国库空虚，连军粮都需靠南中贡品勉强支撑，两年一轮换的兵卒，往往三年也等不到替换的队伍，有的老兵在陇西戍守十年，早已忘了蜀地的模样；而新征召的兵卒，连弓弩的基本校准都未曾学会，便被推上了前线。
“将军，邓艾派使者来了。”传令兵的声音带着颤抖。
诸葛瞻挥了挥手，让使者进关。那使者是个面生的魏军校尉，捧着一卷帛书，语气带着几分倨傲：“镇西将军有令，若诸葛将军献关投降，可保成都百姓无虞，将军亦可承袭父爵，永镇蜀地。”
帛书在寒风中猎猎作响，诸葛瞻一眼便认出那上面的字迹——邓艾的字他在父亲的旧档里见过，当年祁山对峙时，此人还只是司马懿帐下的参军。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蜀之弱，非兵寡，非地瘠，盖因承汉制而不能变。”那时他年幼，只当是父亲病中的胡话，如今站在绵竹关，才懂这话里的千斤重。
汉代的郡县制与军屯制，本是为了巩固大一统王朝而设，可蜀汉偏安一隅，却硬要承袭全套制度。诸葛亮在世时，靠着个人威望与严刑峻法强行粘合，尚能维持运转：他让李严在江州屯田，让赵云在汉中练兵，让马忠在南中安抚夷族，每个环节都由心腹把控，如同精密的钟表。可当这只“钟表”的主匠离世，齿轮便开始松动——蒋琬想把治所迁到涪城，却因朝臣反对而作罢；费祎想削减北伐军费，又被姜维的主战派牵制；到了姜维掌军时，为了凑足粮草，甚至不得不默许南中都督霍弋加收夷族赋税，引得永昌、兴古诸郡频频叛乱。
“回去告诉邓艾，”诸葛瞻将帛书扔在雪地里，声音冷得像冰，“我诸葛氏世代受汉恩，唯有战死，无有投降。”
使者悻悻离去，诸葛瞻转身看向副将黄崇——那是黄权的儿子。当年黄权降魏，刘备却未加罪其家眷，这份恩义，成了黄崇战死的决心。“黄将军，你率五千南中兵守左翼山坳，那里地势险要，可挡魏军骑兵。”他又指向李球，“李将军，你带成都民壮守正面关隘，多置滚石檑木，拖延时日。”
李球迟疑了一下：“将军，那些民壮……好多人连刀都没握过。”
诸葛瞻沉默了。他何尝不知，这些民壮是从成都周边的郡县强征来的，有的是农夫，有的是商贩，昨天还在田埂上插秧，今天就被推上了战场。蜀汉的兵源早已枯竭，自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后，蜀地人口锐减，户籍上的男丁不足百万，除去老弱妇孺，能征调的壮丁不过十万，还要分守汉中、永安、南中三大防线，真正能投入绵竹的，只有这些临时拼凑的队伍。
这便是蜀汉制度的死结：为了维持“大汉正统”的名分，必须保持与曹魏同等规模的官僚体系与军队编制，可国土与人口却不及对方的五分之一。诸葛亮制定的《蜀科》虽严，却管不住官员们私下兼并土地——蒋琬的弟弟蒋斌在巴西郡强占民田三百亩，姜维的部将张翼在武都隐瞒赋税，这些事诸葛瞻并非不知，只是他若要深究，便会得罪满朝文武，连维持朝堂运转都难。
暮色降临时，魏军开始攻城了。邓艾的儿子邓忠带着先锋营，架起云梯猛攻正面关隘。滚石檑木砸下去时，诸葛瞻听见了民壮们惊恐的尖叫，也看见了李球挥舞着长刀，身先士卒地砍翻爬上城头的魏兵。左翼的山坳里，传来了南中兵的号角声——那是他们的战歌，黄崇正带着那些头戴羽冠、身披藤甲的夷兵，与魏军的骑兵厮杀。
雪越下越大，掩盖了血迹，也掩盖了惨叫声。诸葛瞻提着父亲留下的青釭剑，在城头上往来督战。他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民壮被魏兵的长矛刺穿了胸膛，那孩子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麦饼；他看见南中兵的藤甲被火箭点燃，那些夷兵宁愿跳进雪地里打滚，也不肯后退一步。
“将军，左翼快守不住了！”传令兵浑身是血地跑来，“黄将军……战死了！”
诸葛瞻心头一沉。黄崇一死，左翼山坳失守，魏军就能绕到关后，形成合围。他咬了咬牙，拔出剑：“亲卫营跟我来，夺回山坳！”
亲卫营是蜀汉最后的精锐，都是跟随诸葛亮、姜维征战过的老兵。他们跟着诸葛瞻冲下关隘，像一把锋利的刀，插进魏军的阵列。诸葛瞻的青釭剑划破风雪，斩杀了两个魏兵，却忽然感到后背一阵剧痛——一支冷箭穿透了他的盔甲。
他回头望去，射箭的是个魏军校尉，脸上带着狞笑。恍惚间，他仿佛看见父亲站在五丈原的帐前，对他说：“瞻儿，治国如治器，需量材而用。蜀地之材，只够做一把匕首，硬要锻造成长剑，终会崩裂。”
原来父亲早就知道了。知道蜀汉承袭的大汉制度，就像一件不合身的铠甲，看似坚固，实则早已拖垮了这偏安一隅的小朝廷。那些繁复的礼仪、庞大的官僚机构、无休止的北伐，都是这铠甲上的锈迹，一点点侵蚀着蜀地的筋骨。
诸葛瞻倒在雪地里，视线渐渐模糊。他看见李球带着残余的民壮冲了上来，看见亲卫营的士兵一个个倒下，看见魏军的旗帜插上了绵竹关的城楼。雪落在他的脸上，很凉，像父亲当年抚摸他额头的手。
“爹，儿子……尽力了。”
他闭上眼睛时，绵竹关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那火焰烧了整整一夜，烧掉了蜀汉最后的有生力量，也烧掉了那份不合时宜的制度遗产。
三天后，邓艾兵临成都城下。后主刘禅捧着玉玺出城投降，那份由诸葛亮亲手制定、蒋琬费祎相继修补、姜维试图用战争维系的制度，终在一片降幡中，化为历史的尘埃。
后来，陈寿在《三国志》里写下“蜀亡，非战之罪，盖因势弱而不改制”时，窗外正飘着与绵竹关那年一样的雪。他想起年轻时在姜维军中所见：那些南中兵用夷语唱着汉人的军歌，那些成都民壮把农具磨成兵器，他们都在为一个早已不合时宜的“大汉”拼命，却没人想过，或许从一开始，蜀汉就不该是“大汉”的复制品。
制度的惯性，有时比刀剑更伤人。它能让一个王朝在惯性中走向覆灭，也能让后世的读史人，在泛黄的史册里，听见绵竹关那夜的风雪声，与亡魂们不甘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