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沉默的硝烟
上午十点零五分。威武油田管理局，九楼，第三会议室。
厚重的实木门在身后无声地关闭，隔绝了走廊里压抑的脚步声和远处隐约的喧嚣。空调开得很足，冷气无声地流淌，驱散了从窗外透入的、带着城市噪音和热浪的最后一丝气息。
会议室很大，足有上百平米，装修简洁而庄重。深红色的长条会议桌光可鉴人，像一片凝固的、沉重的血湖。
桌面上整齐地摆放着矿泉水、茶杯、记录本和削好的铅笔。墙壁上挂着“艰苦奋斗、产业报国”的金属大字，在冷白灯光的照射下，泛着肃穆的光泽。
落地窗外，是被玻璃阻隔的、缩小了的城市景象，以及下方那片依旧黑压压的、无声静坐的红色海洋。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
长条桌的一侧，坐着以市委书记占全有为首的“工作组”成员：右手边市长赵进步，面色冷峻，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德强，眉头紧锁，翻看着手里薄薄的文件夹，但那文件夹几乎是空的；省总工会副主席兼油城市工会主席刘志远，摘下老花镜，疲惫地揉着眉心；左手边管理局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叶大壮、管理局局长胡新勇，管理局工会主席黄旻坐在最靠边的位置，肥胖的脸色苍白，额头上汗迹未干，眼神躲闪，不敢直视对面。他们身后，坐着各自的秘书、记录员，个个正襟危坐，呼吸都放得极轻。
长条桌的另一侧，坐着十位“工人代表”。他们是半个多小时前，在那片滚烫的柏油路上，经过短暂的、无声的推举和眼神交流，最终站出来的。
十个人，清一色的红色工服，洗得发白，有些还沾着油污和灰尘。与对面西裤革履、衬衫挺括的领导们相比，他们的穿着显得如此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刺眼”。他们坐得很拘谨，身体僵硬，沾满灰土的工装鞋踩在光洁的实木地板上，有些无所适从。
粗糙、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放在同样粗糙的、磨得发亮的裤子上，或紧紧攥着面前印有管理局标志的瓷杯，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没有人说话。只有空调出风口低沉的嗡嗡声，以及偶尔的、压抑的咳嗽声。沉默像有形的重物，压在每个人心头。窗外偶尔传来远处模糊的警笛声或喇叭声，提醒着这里与外界、与楼下那片灼热海洋的联系。
占全有清了清嗓子，声音在过于安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甚至有些突兀。他环视着对面的十张面孔，这些面孔黝黑、沧桑，写满了生活的艰辛和此刻的警惕与期待。他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诚恳。
“工友们，老师们傅，老大哥老大姐们，”他开口，目光在十个人脸上逐一扫过，“首先，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也代表工作组全体成员，感谢大家的信任，愿意推选代表，坐下来沟通。这为我们解决问题，开了一个好头。”
回应他的，依旧是沉默。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目光里有审视，有怀疑，有不信任，也有微弱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期盼。雷金谷坐在中间靠前的位置，腰板挺得笔直，脸上那道疤痕在冷光下更加显眼。他没有看占全有，目光低垂，盯着面前那杯冒着热气、但他一口未动的茶，仿佛在研究茶叶如何沉浮。
占全有顿了顿，知道开场白是苍白的。他直接切入正题：“时间宝贵，天热，下面的工友们都等着。我们开门见山。请大家把困难和诉求，一条一条说出来。我们记下来，能当场答复的，当场研究；需要带回去协调的，我们明确责任单位和时限；政策不允许、确实解决不了的，我们也给大家解释清楚，说明白。总之一句话，不回避，不推诿，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怎么样？”
他的目光落在雷金谷身上。这位第一个站出来、在烈日下喊出“坐到死”的老工人，显然是这群代表的核心。
雷金谷缓缓抬起头，目光与占全有对上。那目光浑浊，布满血丝，但深处有一种岩石般的坚硬。“占书记，赵市长，各位领导。”他的声音沙哑，带着长时间缺水后的干裂，但吐字清晰，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用力挤出来的，“客气话，漂亮话，我们听够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来听领导给我们上课，讲政策，讲困难的。政策我们懂，文件我们看过，困难我们比谁都清楚。我们只想问几件事，要几个实实在在的答复。”
“你说。”占全有身体微微前倾，做出倾听的姿态。他身后的记录员立刻翻开本子，笔尖悬停。
“第一，”雷金谷伸出一根粗糙的、指节变形的手指，“买断工龄补偿标准，是怎么定出来的？凭什么我们干了二三十年，有的甚至干了四十年的老工人，就拿那两三万、三四万块钱？这点钱，在油城能干啥？买不了一个厕所！我们算过账，按省里前年发的文件，工龄补偿、安置费、再就业补助，加一起不该这么少！钱去哪了？是不是有人克扣了？还是政策到了下面，就变味了？我们要看文件，要看原始的计算依据，要公开，要透明！”
他的声音不高，但字字砸在桌面上，在寂静的会议室里回荡。其他九位代表，呼吸都微微粗重起来，目光紧紧盯着对面的领导。
“第二，”雷金谷伸出第二根手指，微微颤抖，“安置承诺，是不是放空炮？当初动员我们买断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说什么‘无情改革，有情操作’，承诺优先安排我们再就业，提供技能培训，帮助联系工作。现在呢？培训是搞了，教你怎么用电脑，怎么当保安，保洁！我们这些摸了几十年管钳、榔头的人，去学那个？联系工作？联系到哪里去了？劳务市场一天十块钱都没人要我们！这些承诺，谁负责？怎么落实？”
“第三，”第三根手指竖起，带着一种悲愤的力度，“那些有病的、伤残的、家里特别困难的，怎么办？老王，王石头，肝癌晚期，等着钱救命！老李，李大有，工伤残疾，孩子上大学，老婆没工作！像他们这样的，厂里有多少？领导们下去看过吗？知道他们锅里还有没有米，药瓶子还空不空吗？‘特事特办’、‘困难补助’，标准是啥？谁说了算？是不是又要找关系、送东西才能批下来？”
“第四！”雷金谷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压抑不住的怒气，第四根手指重重敲在桌面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茶杯里的水都晃了出来，“那些个贪官抓了吗？我们的血汗钱，有没有被他们贪掉？买断的钱这么少，跟上面拨下来的钱，对得上账吗？审计过没有？公开过没有？我们要求，彻查买断资金的流向！给全体买断职工一个明白账！”
他一口气说完，胸膛剧烈起伏，脸涨得通红。其他代表也纷纷激动起来，有人附和：“对！要查账！”“公开！”“给个说法！”
占全有等他说完，没有立即反驳，也没有解释，只是点了点头，对记录员说：“记下来。雷师傅提了四条：一，补偿标准依据和公开；二，安置承诺落实；三，特困职工救助；四，资金审计和反腐。还有吗？其他师傅，有什么要补充的？”
他的平静，反而让激动的情绪稍微冷却了一些。另一位年纪稍轻、但头发已花白的女工代表开口了，她是原炼油厂催化车间的操作工，叫刘秀兰，声音有些尖利：“占书记，我补充一点！为什么买断政策，对我们一线工人这么严，对坐办公室的、当干部的就那么松？好多干部，四十出头，调个岗位，换个单位，照样上班！我们工人，五十岁就‘被自愿’买断！这不公平！要买断，一起买断！要下岗，一起下岗！”
“对！干部子弟安排得那么好，我们孩子咋办？招工都要学历，要关系，我们工人孩子咋办？”又一个代表激动地说。
“还有医疗报销！买断后，医保怎么办？断了档，生病了谁管？”
“房子！油田的房子，我们住了几十年，买断后还算不算福利房？要不要搬走？”
问题像连珠炮一样砸过来，杂乱，具体，充满生活的痛感和细节的苦涩。记录员运笔如飞，额角见汗。占全有、赵进步等人认真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两笔，脸色越来越凝重。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直指核心，每一个都牵扯着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命运，每一个都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谈判桌上，也压在他们的心头。
就在会议陷入一种激烈而混乱的质询氛围时，一阵轻微但持续的“嗡嗡”震动声，打破了凝重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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