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罢，他转头看向随行的中书舍人邓以赞，吩咐道：“邓卿，你且随温侍郎和四位司郎中去一趟档房，
将此次考成大察相关的案卷、评语、记录，都调阅出来，朕要亲自过目。”
他特意强调了一句，目光扫过身后那些神色各异的庶吉士和翰林官：
“此次考成法，合格者之外，无论是评定为‘优’等待升迁的，还是列为‘劣’等需受惩处的，朕都要随机抽看几份。
也让朕身边的这些‘直臣’们，亲耳听一听，亲眼看一看，我大明的吏部，行事是否果真如外界所传言的那般……有失公道。”
大明立国二百余年，煌煌天朝，机体不可避免地日益臃肿庞大，其中官僚系统尤为显着，层层叠叠，盘根错节。
但与之相应，朝廷对官员的考核督察，亦是日趋严密——至少在典章制度的设计上，堪称完备。
明初定制，京官考察，即行黜陟于考满之时，全凭圣心独断，属不定期抽查。
皇帝想起便查，旨在震慑群臣，使其不敢过于欺瞒。
到了天顺八年，国祚延续近百年，京察终于形成定制——
“每十年一次举行，不拘见任、带俸、丁忧、公差、养病、省祭等项，俱公同本衙门堂上官考察。”
然而十年周期过长，难免流于形式。
至弘治十七年，在吏部郎中黄宝、尚书林瀚、给事中许天赐等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下，
京察周期缩短为六年一次，并“着为令”，使其更具操作性。
及至正德以后，即便六年一察，仍觉不足以整饬吏治，于是又诞生了所谓的“闰察”——
即在固定考察年限之外，视政治需要或天象示警（如风霾、地震）等情况，临时增加的特别考察。
譬如高拱执掌内阁时期，未到大察之年，便曾借“风霾不祥”为由，行闰察之事，以雷霆手段清洗政敌，整顿官场。
除了按年限的京官大察，吏部亦有一套针对官员任期内表现的常规考核。
官员任职满三年为一考，需综核其三年内之功过事迹，记录在案，汇送吏部复核，以此决定其升迁贬黜。
两种考察方式大同小异，五品及以下官员，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衙门堂上官共同考察；
四品以上高官，则其去留由皇帝亲自圣裁。
总而言之，这一大（京察）一小（三年考满）的考察制度，在理论上覆盖了京内京外所有大小官吏。
到了如今的万历朝，首辅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可谓是更进一步，融合了京察与考满之功效，将其变为全国性的、常态化的年度考核。
虽是迈了大步，却也并非凭空创造，乃是在前人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强化而来。
一脉相承自有其好处，那便是负责具体事务的衙门和官吏对此并不陌生，操作起来更为得心应手。
尤其是吏部下属的考功司，历来掌管官吏考课、黜陟之事，
无论哪种形式的考察刷选，它都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可谓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今日，即便是皇帝陛下突然驾临，搞突击检查，考功司上下也并未乱了阵脚。
郎中刘大绶指挥若定，吏员们奔走有序，很快便按皇帝的要求，将相关案卷、文书整理妥当，呈送御前。
朱翊钧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吏部考功司衙署的正堂，坐在原本属于郎中的主位上，仔细翻阅着吏部汇总的考核案卷。
他不时抬头，向陪侍在侧的吏部左、右侍郎发问：
“申卿，温卿，朕记得此次试行考成法的，是两京（北京、南京）及福建省。这三处，拢共有多少官吏在册受考？”
申时行与温纯被皇帝特赐了座位，在堂下一左一右分坐。皇帝问话，自然由左侍郎申时行先答。
他略一沉吟，便流畅答道：“回陛下，今次考成，北京京官计有一千九百余员，南京京官有五百八十员。
北直隶、南直隶并福建省，各州、府、县有品级之官员，合计五千二百四十员。
是故，两京一省，此次受考官员，总计七千二百余员。”
朱翊钧一边翻阅着厚厚的案卷，一边听着申时行的汇报，微微颔首。
他记得清楚，如今全国在册的文官，总数是两万八千余人。
这七千余人，虽只是零头，却也已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且多是位于政治核心或经济要冲的官员。
也难怪考成法推行两月有余，至今尚未完全审核完毕。
他再度问道：“那么，迄至今日，已考核完毕的官员中，评定为‘优’者与‘劣’者，各有多少？”
申时行与温纯对视一眼，随后默契地将目光投向了陪在皇帝身旁，负责随时解读案卷细节的考功司郎中刘大绶。
刘大绶知情识趣，连忙上前一步，躬身接话：“启奏陛下，迄今为止，考功司已初步核定完毕五千一百余人。
其中，评等为‘优’者，二百一十一人；
评等为‘劣’者，六百七十二人；
其余四千二百余人，皆为‘合格’。”
朱翊钧闻言，忍不住摇了摇头，心中暗叹：这也太不像话了！
不合格者竟超过一成！
这还仅仅是在考核标准相对宽松的初期，尚未涉及清丈田亩、追缴欠税等硬骨头的情况下！
如今是考成法推行的第一年，更多精力放在了搭建框架、完善流程上。
地方府县的考成指标，大多还只是税收完成度、漕粮转运、地方治安维稳等基础项目；
京官的考核则更模糊，基本只要维持部门正常运转，完成皇帝和内阁交办的常规任务，就不会被评为不合格。
而且，即便发现一些小问题，吏部往往也会高抬贵手，只要相关官员愿意立下限期整改的保证，通常就不会记入最终案卷，影响考评。
可即便如此，不合格官吏的人数，仍然远远超出了朱翊钧的心理预期。
这只能说明，这批人要么是懒政怠政到了极点，一点实事都不肯做；
要么就是心存抵触，故意拖延怠工，给新政使绊子。
朱翊钧随手从面前堆积如山的卷宗中抽出一份，决定仔细看看，这些“不合格”到底是怎么个“不合格”法。
他展开卷宗，目光扫过上面的记录：
“……隆庆六年十二月，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永，差陪臣赍表笺朝贡，请袭封王爵。
礼部行文令福建镇巡等官查勘具奏。福建镇巡等官拖延不报。
次年五月，收受中山王世子尚永贿银一千六百两后，方始上报。”
下面还附有巡按御史的弹劾奏章副本，以及琉球世子告状的原文翻译。
“好家伙，吃拿卡要，很有精神。” 朱翊钧心下冷笑。
虽然这种操作在意料之中，他登基以来也已见识了不少，
但如此明目张胆地耽误藩国袭封的正事，直到收了贿赂才办事，也着实有点离谱了。
他继续往下翻阅。
“常州府、扬州府、苏州府之赋税，一年逋负至十七万两有奇。
乃以知府等官催征不力，纵容豪右，虽经户部行文催促，仍未依限完解。”
其后附有户部贴黄的欠税账目明细，以及吏部核定的相关责任官员名单，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拖欠税款……”
朱翊钧摇了摇头，想起去年户部尚书王国光就在廷议上大吐苦水，
说各地税收难收，地方上动不动就以天灾、民变为由，请求蠲免或延缓，一个劲地跟朝廷扯皮。
各地御史下去巡查后，总结出欠税四大缘由：一曰势豪阻挠；二曰有司怠玩；三曰大户侵渔；四曰积棍包揽。
说得委婉，实则直指官绅勾结，共同抗税。
如今，他总算在这考成卷宗上，见到了对应州府具体官员的名字了。
朱翊钧默默将这几个名字记在心中，随后将这份卷宗递给侍立在一旁的翰林院编修吴中行：“诸卿也都看看罢。
稍后都给朕说说，以此等行径被判为‘不合格’，是否公允？”
吴中行连忙弯下腰，双手恭敬地接过皇帝递来的案卷，与身旁的几位庶吉士一同观览起来，脸上都露出凝重之色。
朱翊钧任由他们传阅，自己则继续埋首于卷宗之中。
贪腐、酷烈、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各种评语五花八门，可谓是不一而足。
看着这些记录，小皇帝时而气得七窍生烟，时而面色阴晴不定，时而又对某些奇葩事迹看得津津有味。
不知不觉间，考功司大堂外，走进了两位稀客。
小皇帝正低头看得入神，一无所觉。但申时行、温纯等人却看到了，慌忙就要起身行礼。
张居正伸手虚虚一按，示意他们不必多礼，随后便与高仪静悄悄地站到皇帝身侧，默默等候。
朱翊钧浑然未觉，头也不抬地继续向考功司郎中刘大绶发问：
“刘郎中，这些不合格的官吏中，考语多为‘不职’。这‘不职’具体所指何事？”
他大致翻看了一下，这批不合格的官员里，像之前那样明确贪腐、抗税的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人的评语，都只是笼统地写着“不职”二字，这让他有些不解。
刘大绶偷眼瞧了瞧在场的两位本部堂官，又瞥了一眼默不作声的两位阁老，见都没有接话的意思，这才躬身向皇帝答道：
“回陛下，所谓‘不职’，多是指各部司衙门的堂官、司官，以及地方州县的知府、知县等，不按时坐班、不签署画押公文、不处理分内公务。”
“此类官员，或许并未犯下贪酷等明确的罪过，但其怠政行为，
导致所在衙门或负责的事务无法正常运转，贻误公事，故评为‘不职’。”
朱翊钧翻动卷宗的手顿时停在了半空。
他沉默了一下，伸手指着卷宗上的两个名字，吩咐随侍的中书舍人邓以赞：
“去，传鸿胪寺卿屠羲英、翰林院编修赵志皋，即刻来吏部见朕。”
旋即，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仿佛是自言自语：
“尸位素餐啊……连班都不坐，终日不知在忙些什么‘大事’。”
他本是感慨，没指望有人接话。
不料，一个熟悉而沉稳的声音突然在身侧响起：
“回禀陛下，据臣所知，此类官员，大多时候或在游山玩水，或是在开坛讲学，聚徒论道。”
朱翊钧正全神贯注地思索，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得身子微微一抖。
他猛然抬头，果不其然，看见张居正与高仪不知何时已站在身旁，正躬身向他行礼。
两人行完礼后，便垂手肃立，目不斜视。
一旁的翰林官赵用贤神色略有慌乱，低着头不敢接触座师张居正的目光。
而吴中行却显得泰然自若，甚至还朝着张居正恭谨地行了一礼。
朱翊钧这时才完全回过神来。
他平复了一下心情，笑着对两位阁臣道：“二位先生不在内阁坐镇，处理军国要务，怎么不声不响跑来吏部？险些吓朕一跳。”
张居正面无表情，语气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责备：“臣等闻说陛下被一众庶吉士‘裹挟’出宫，微服而至吏部，心中惶然不安。
不得不暂且放下内阁事宜，以陛下安危为重，特来护驾。”
他特意在“裹挟”二字上微微加重了语气。
朱翊钧尴尬地笑了笑，假装没听出话里对自己不打招呼、擅自行动的不满，转而看向高仪，岔开话题道：
“高先生方才说游山玩水、开坛讲学，指的是屠羲英和赵志皋这两人吗？”
高仪本来也想跟着“讽谏”一番皇帝要注意安全、谨守宫规，
但看到小皇帝那略显窘迫又试图转移话题的神情，心下一软，便顺着答道：“陛下，屠羲英平日具体行踪，臣不甚清楚。
但赵志皋确实常不去翰林院坐班点卯，反而在京城各处频繁开坛讲学。
就在昨日，他还与耿定向、曾同亨、邹德涵等一众在京的阳明后学，借了一处道观，开办了什么‘京师讲学大会’，与会者甚众。”
朱翊钧闻言，不由皱起了眉头。他看向张居正，疑惑道：
“先生，朕记得先帝在时，曾特地下过谕旨，明令禁止我朝在任官员开坛讲学，聚众议政。
此事当初还是高拱先生与您极力推动的。
如今看来，这道谕旨……似乎效力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