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在故宫展出满三个月的那天，沈砚收到了一封正式的邀请函——文物修复学会年度大会，邀请他做主旨演讲。这在业界是至高的荣誉，往年只有白发苍苍的泰斗级人物才能站上那个讲台。
邀请函是陈主任亲自送来的。老人站在修复室门口，没有立即进来，而是先敲了敲门框——这是他的老习惯，表示对修复师工作空间的尊重。
“小沈，”他走进来，手里拿着那个米白色烫金的信封，“学会的决定，全票通过。”
沈砚正在指导一个新来的实习生辨认矿物颜料。听到声音，他转过身，看到信封时微微一愣。他没有立刻接，而是先洗了手，用毛巾仔细擦干——这是他面对重要文件时的仪式感。
信封很轻，里面的内容却很重。沈砚展开信纸，看了很久。窗外的春光照在他脸上，那些这半年新添的细纹显得格外清晰。于晚晚站在工作台另一边，看见他握着信纸的手指微微收紧，但脸上没什么表情。
“去吗？”陈主任问。
沈砚放下信纸，没有直接回答。他走到茶桌旁，开始烧水、温壶、取茶叶。陈主任和于晚晚对视一眼，都安静地等着。他们知道，沈砚需要用这个过程来整理思绪。
茶沏好了，三个人围着茶桌坐下。沈砚给每人斟了一杯，然后才在随身携带的便签本上写：
“讲什么？”
陈主任放下茶杯：“讲《希望》。讲微光透染法。讲你怎么在手的局限中，找到新的可能性。”
沈砚沉默了片刻，继续写：“不只讲技术。”
“当然。”陈主任身体前倾，“小沈，你知道现在业内怎么称呼你吗？‘颤抖的奇迹’。你的手伤不是秘密，但你在手伤后创造的作品，让所有人看到了修复艺术的另一种维度——不完美的完美，有限中的无限。”
沈砚看着窗外。院子里的海棠花开了，粉白的花瓣在风中轻轻颤动，像无数小小的手掌在鼓掌。
许久，他写下两个字：
“我去。”
大会那天，国家会议中心的千人礼堂座无虚席。
沈砚选择不穿正装，而是一身深灰色的中式盘扣衫——那是他工作时常穿的便服。他走上讲台时，脚步很稳，但台下所有人都看见，他垂在身侧的右手在微微颤抖。
没有ppt，没有演讲稿。沈砚站在讲台中央，身后的大屏幕上打出一行简单的字：
“在断裂处看见光——一个修复师的有限与无限”
他沉默了一分钟。这一分钟里，整个礼堂鸦雀无声。有些人以为他紧张得说不出话——毕竟，他是个后天失语者。但于晚晚坐在第一排，知道他不是紧张，而是在聚集某种能量。
然后，沈砚举起了右手。
那只缠着疤痕、还在微微颤抖的手，在聚光灯下像一件展品。他缓缓地、艰难地张开五指，每根手指的伸展都伴随着肉眼可见的颤动。台下传来一阵压抑的吸气声。
接着，他用左手拿起一支毛笔，递给右手。右手握住笔杆的瞬间，笔尖剧烈地晃动起来，墨汁险些溅出。但他没有停，而是将笔尖慢慢移向旁边准备好的宣纸。
笔尖触纸的刹那，奇迹发生了。
颤抖没有停止，但它被转化了——那些颤抖的轨迹在宣纸上留下了一道道独特的、有生命力的线条。那不是工整的笔画，而像寒风中摇曳的竹影，像冻湖表面细密的冰纹，像某种深沉而有力的呼吸。
沈砚画得很慢。每一笔都需要极大的专注和身体的调控。汗水从他额角渗出，在灯光下闪着光。但他没有停，一笔，又一笔。
二十分钟后，一幅简练却意境深远的雪竹图出现在宣纸上。竹枝在风中弯曲却不折断，竹叶上积着雪却仍透着绿意。最震撼的是那些笔触——因为手的颤抖，每一笔都有细微的、自然的波动，恰恰表现出了竹在风雪中的韧性。
画完最后一笔，沈砚放下毛笔，右手不受控制地痉挛了几下。他深深呼吸，然后用左手在画的右上角题款：
“竹有节而中空，如人有骨而虚心。风摧之愈韧，雪覆之愈青。”
字是左手写的，依然带着生涩，但有一种朴拙的力量。
直到这时，沈砚才第一次看向台下的观众。他的目光扫过那一张张脸，最后落在前排的于晚晚身上。两人对视的瞬间，于晚晚看见他眼中一闪而过的、极淡的笑意。
然后，他走到讲台边的电脑前，开始打字。大屏幕上同步出现他的“演讲”：
“各位同仁，我是一个失语者，一个手部伤残的修复师。按照常规标准，我已经失去了这份职业最重要的两样东西：精准的手，和表达的声音。”
“但我想用今天的演示告诉大家：我们总在定义‘完整’，定义‘正常’，定义‘应该’。可是艺术，尤其是修复艺术，本质是与时间对话。而时间教会我们最深的一课，就是一切都在变化，都在磨损，都在从一种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
“我的手颤抖了，所以我发明了微光透染法——让颤抖成为笔触的语言。”
“我不能说话了，所以我学会了用笔、用画、用修复本身来表达。”
“《希望》那幅画，修复的不仅是霉蚀的绢丝，更是‘绝望’这种情绪。我在最冷的雪夜中加入暖光，不是要掩盖寒冷，而是要说：寒冷与温暖可以共存，正如残缺与完整可以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