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
堂哥骑着二手雅迪冲进巷口时，车筐里的降压药盒子又撞出了声响。塑料盒与金属车筐碰撞的“咔嗒”声，他听了一路——从县城医院的缴费窗口到村口老槐树的斑驳树荫，像颗悬在嗓子眼的石子，总怕什么时候就砸下来，碎成一地他兜不住的慌张。车链早该上油了，吱呀的怪叫刺破暮色，惊飞了槐树上最后几只归巢的麻雀。他抬头看见自家烟囱里飘出的青烟，那烟柱细而稳，在冷风中慢慢散开，突然就红了眼——离开三年，这柴火燃烧的焦糊味竟还和记忆里一样，混着父亲老烟斗特有的醇厚香气，成了他这三年里唯一敢伸手触碰的暖。
村口的槐树下还聚着人，织毛衣的婶子、抽旱烟的大爷，竹椅在青石板上蹭出的轻响，是傍晚最寻常的背景音。可堂哥的雅迪刚停稳，那声响突然就断了，说话声像被掐断电源的收音机，瞬间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槐树叶的“沙沙”声。他攥紧车把，指节泛白，掌心的冷汗浸湿了车把上磨掉皮的塑胶套。他知道那些目光正黏在自己身上：灰扑扑的冲锋衣是去年冬天在旧货市场淘的，袖口磨出了毛边；电动车的后挡泥板歪着，漆皮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车筐里那盒廉价的降压药，包装盒上印着“买一送一”的字样——每一样都在替他宣告“落魄”，像块写满字的牌子，挂在他胸前，躲都躲不开。
果然，李婶的声音先飘过来，压得低，却像针一样，句句钻心：“这不是躲债的刘伟吗？总算敢回村了？我当他早死在外头，连他爹的死活都不管了。”她手里的毛线针还在动，目光却直勾勾地盯着堂哥的车筐，像是要从里面找出“他要卖爹治病”的证据。王大娘跟着撇嘴，手里的线轴转得飞快，线绳在她指间绕成圈，语气里的嘲讽却没绕弯：“要不是他爹脑溢血住院，八百年都不踏回这个村！当年开奔驰、揣中华的风光劲儿呢？现在骑个破电车，指不定还欠着几十万没还，回来是想跟亲戚借钱吧？”
张叔蹲在地上抽旱烟，烟杆在手里转了两圈，没接话，却对着地面狠狠吐了口唾沫。那口唾沫落在青石板上，溅起细小的灰点，声响不大，却像块石头砸在堂哥心上，闷疼。他想起三年前，自己开着黑色奔驰回来，软包中华从车窗递出去，李婶踮着脚往他车里塞刚摘的西红柿，红通通的，还带着泥土，说“刘伟啊，在外头累了就常回，婶子给你煮面”；张叔拉着他往家里走，米酒温在煤炉上，香得勾人，拍着他的肩膀夸“咱村就出了你这么个有出息的”。可如今，西红柿没了，米酒凉了，连那些曾经热络的眼神，都淬了冰，落在身上，冷得人打哆嗦。
他不敢回头，推着车往家走，车轱辘压过石子路，咕噜声混着背后若有若无的议论，像无数根细针往肉里扎。“你看他车筐，是不是还藏着要卖的东西？别是回来偷他爹的老物件吧？”“他爹这病，指定是被他气的！当年非要辞了铁饭碗去做生意，欠了一屁股债，躲得比谁都快，连亲爹都不管！”这些话他听了一路，从县城出租屋的楼道到村口的老槐树，早就该习惯了，可心脏还是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着，越攥越紧，疼得发紧，连呼吸都变得费劲。
推开家门时，父亲正坐在门槛上抽烟斗。那只老烟斗是爷爷传下来的，枣红色的木杆被磨得泛着哑光，烟锅里的烟丝燃出的白雾，裹着他断断续续的咳嗽声，在冷空气中慢慢散开。父亲见他进来，没起身，只是把烟杆往石桌上轻轻磕了磕，烟灰簌簌落在桌面上，语气平淡得像他只是出去买了趟菜：“回来了？药给我吧。”半句没提“失败”“欠债”，也没问这三年他怎么过的，没问他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堂哥把药递过去，手指碰到父亲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还带着没洗干净的泥土——想来是下午又去后山了。他喉结动了动，想说“爹，对不起”，想说“我让您受苦了”，可话到嘴边，却被父亲的眼神堵了回去。父亲的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些藏不住的疲惫，眼窝陷得更深了，眼角的皱纹像被刀刻过一样，一道叠着一道，像老烟斗上的纹路，深一道浅一道，全是岁月和牵挂磨出来的疼。
夜里，堂哥躺在西厢房的旧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床板还是当年他上学时用的，一动就发出“吱呀”的响声，像在替他叹气。手机屏幕亮了又暗，他盯着通讯录里“阿强”的名字，手指悬了半天，还是没敢拨。阿强是他以前的合伙人，当年一起在出租屋里熬夜赶项目，睡过同一个折叠床，喝过同一瓶矿泉水，连泡面都要分着吃。那时候他们说，等公司做起来了，要一起开最好的车，住最好的房子。
半个月前，他交完房租，兜里只剩三十三块钱，饿了两顿，终究还是拨通了阿强的电话。电话接通时，堂哥的声音发颤，连呼吸都不敢太重：“强子，能不能借我1000块？下个月发薪就还你，我……我得给我爹买药。”他以为阿强会犹豫，会找借口推脱，毕竟他现在是个“欠债的老赖”，谁都怕沾上。可阿强没犹豫，只说“都是兄弟，你先拿着，不急还”，挂了电话没两分钟，1000块就转了过来。
这话让堂哥暖了好几天，他算着兼职的工资，想着下个月就能凑齐钱还回去。可发薪日刚过，阿强的消息就来了：“兄弟，我最近手头紧，你那1000能不能先还点？哪怕500也行。”堂哥盯着那行字，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白得吓人。他这个月工资加兼职才1300，交了600块房租，剩下的700，买了父亲的降压药，又买了两袋米，兜里只剩80多块。最终，他还是把500转了过去，附了句“剩下的下礼拜还，抱歉”。阿强回了个“嗯”，就没再说话。
等最后500还完，他约阿强吃饭，想当面道谢，也想跟他说说自己的近况。可坐在小饭馆里，阿强却总闷头扒饭，筷子在碗里戳来戳去，没吃几口。以前能聊到半夜的两个人，如今连话都没几句。阿强看他的眼神也变了，没有了往日的热络，只剩客气的疏离，像隔着一层薄雾，摸不透，却又冷得人发慌。堂哥提起以前一起熬夜的日子，阿强只是“哦”了一声，没接话，反而拿出手机刷着朋友圈，手指滑动的速度很快，像是在刻意回避。
饭没吃完，阿强接了个电话，说“公司有事”，就匆匆走了，连账都忘了算。堂哥坐在原地，看着桌上没动几口的菜——一盘青椒肉丝，一盘番茄炒蛋，都是以前阿强最爱吃的——突然就懂了：1000块钱还完了，可有些东西，也跟着没了。那些曾经的兄弟情分，那些一起吃苦的日子，好像都随着他的失败，慢慢淡了，散了，再也回不来了。
更让他糟心的是执行局的电话。那天他正在兼职的快递公司分拣包裹，零下几度的仓库里，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冻得手指发僵。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是“法院执行局”，那几个字像冰锥一样，扎得他心里一紧。他手一抖，包裹掉在地上，里面的玻璃杯碎了，水流了一地。他没顾得上赔，赶紧跑到仓库外接电话，手还在抖，连声音都带着颤。
“你是刘伟吗？”电话里的声音冷硬，没有一丝温度，“你名下的银行卡我们已经冻结了，尽快履行还款义务，不然就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
堂哥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用棍子狠狠敲了一下，连忙解释：“同志，我没有不还！真的，所有的账我都在分期还，每个月都在还的！给供应商的3000，给以前的员工的2000，还有银行的贷款，我从来没断过一次！”他语速很快，想把所有的话都堆在对方耳边，想让对方相信，他不是故意躲债的老赖。
“分期？”对方的声音带着嘲讽，像冰碴子一样砸过来，“我们看的是结果，不是你的理由。冻结的钱会用于抵债，你自己想办法解决生活问题。”电话挂了，忙音“嘟嘟”地响着，堂哥站在冷风里，浑身发冷，连牙齿都开始打颤。他想起自己每个月的还款记录，记在小本子上，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想起自己一天打三份工，白天在快递公司分拣包裹，晚上去餐馆洗碗，凌晨还要去菜市场帮人卸菜，累得倒头就睡，可哪怕再难，他也没断过一次还款。可执行局看不到这些，他们只看到“刘伟”这个名字，只当他是个躲债的老赖，是个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
接下来的几个月，日子更难了。银行卡被冻结，他只能靠现金生活，兼职的工资发下来，得小心藏在出租屋的床板下，用塑料袋裹了三层，怕丢，也怕被人发现。他去执行局跑了三趟，每次都带着厚厚的还款记录，厚厚的一沓纸，上面写满了日期和金额，恳求窗口的工作人员开通最低生活保障：“同志，我要交房租，要吃饭，还要给我爹买药，他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不能断药。能不能留一点钱给我？国家政策不是说有最低生活保障吗？”
可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冰冷又机械：“你的债务还没清，不符合条件。等你还清了所有欠款，银行卡自然就解冻了。”有次他急了，声音大了些，带着压抑不住的委屈：“我也得活着啊！你们冻结了所有钱，我怎么活？我爹怎么活？”窗口的工作人员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满是不耐，像在看一个胡搅蛮缠的无赖：“那是你的事，我们只按规定办事。”
走出执行局的大门，阳光刺眼，堂哥却觉得浑身冰凉，像被扔进了冰窖里。他沿着马路慢慢走，看着来来往往的车，看着路边笑着聊天的人，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被这个世界远远地抛开了。他想起有天晚上，自己站在出租屋的天台上，往下看时，路灯的光像星星，一闪一闪的，却照不亮他的路。那时候他真的想过，要是跳下去，是不是就不用再扛了？不用再看别人的白眼，不用再跟执行局求情，不用再为了几百块钱发愁，不用再让父亲跟着自己受苦。
可就在他往前迈一步时，手机响了，是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信号不好，有滋滋的杂音，却清晰地传来父亲的声音，带着咳嗽，却很温和：“娃，吃饭了没？我今天去后山挖了点野菜，荠菜，煮了粥，你要是有空，就回来喝一碗。”堂哥攥着手机，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砸在手机屏幕上，晕开一片水渍。他想起父亲的老烟斗，想起小时候，自己摔破了膝盖，哭得惊天动地，父亲就是坐在门槛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用棉签蘸着紫药水给自己涂药膏，烟杆在手里转着，说“娃，不怕，疼过了就好了”。
那天晚上，他没跳。他从天台下来，煮了包泡面，加了个鸡蛋——那是他这个月第一次吃鸡蛋，还是超市打折时买的。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着眼底的红血丝，看着下巴上没刮的胡茬，看着那张憔悴不堪的脸，小声说：“刘伟，你不能死。人不死，终究会出头。你死了，你爹怎么办？”
回到村里的这些天，堂哥每天陪着父亲。父亲还是老样子，大多时候坐在门槛上抽烟斗，不怎么说话，却总在堂哥发呆的时候，把烟丝盒递过去，烟丝是自己种的，晒干了揉碎，装在一个铁皮盒子里：“抽一口？解解乏。”堂哥接过烟丝，学着父亲的样子，把烟丝轻轻按进烟斗里，用火柴点燃。烟雾吸进肺里，呛得他直咳嗽，眼泪都出来了。父亲却笑了，皱纹挤在一起，像朵盛开的菊花：“慢慢来，烟这东西，得品。人也一样，得熬。”
有天早上，堂哥推着雅迪想去县城买些菜，顺便给父亲买些水果。刚到村口，就看见赵伯从对面走来。赵伯是前院的邻居，以前家里盖房，缺了两万块，急得团团转，是堂哥连夜从银行取了钱送过去，拍着他的肩膀说“伯，不急还，等你有钱了再说”。那时候赵伯握着他的手，说“刘伟啊，你是个好孩子，伯记着你的情”。
去年过年，堂哥在出租屋里给赵伯打电话拜年，想问问家里的情况，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再打，就被挂了。后来堂弟告诉他，赵伯跟村里人说“别接刘伟的电话，他现在是个欠债的，沾上了就像沾上癌细胞，甩都甩不掉”。堂哥当时听了，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疼了好久——他以为自己帮过的人，总会念着一点情分，可到头来，还是躲着他，怕被他拖累。
此刻赵伯看见他，脚步顿了顿，眼神躲闪着，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手里的塑料袋，想往旁边的胡同里躲。堂哥却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却很清晰：“赵伯，早啊。”赵伯愣了愣，没料到他会主动打招呼，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只好硬着头皮应了声：“早……早啊，刘伟。”堂哥看着他手里的塑料袋，里面装着糖糕，还冒着热气，笑了笑：“给孙子买的？小虎最爱吃这家的糖糕了，以前总跟在我后面要。”
赵伯的脸有些红，从耳朵根一直红到脖子，支支吾吾地说：“嗯……娃爱吃，就给他买了点。你……你这是要去县城？”“是啊，买点菜，给我爹炖个汤，他最近总咳嗽，想给他补补。”堂哥说完，就推着车准备走，没再提以前的事，也没提电话被挂的事——他累了，不想再计较这些了。
走了没几步，他听见身后传来赵伯的声音：“刘伟！”堂哥回头，看见赵伯站在原地，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递过来，袋子里装着两颗白菜，绿油油的，还带着露水：“这……这是我家种的白菜，刚拔的，新鲜，你拿着，炖汤好吃。”堂哥接过塑料袋，白菜的叶子上还沾着泥土，冰凉的，却让他心里突然暖了一下。他看着赵伯，说了声“谢谢”，赵伯却摆了摆手，转身匆匆走了，脚步有些急，像是在逃，又像是在掩饰什么。
堂哥提着白菜，推着雅迪，慢慢往前走。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驱散了一些寒意。他想起执行局的电话，想起阿强的眼神，想起村口那些淬了冰的议论，也想起父亲的老烟斗，想起赵伯递过来的白菜，想起食堂张阿姨偷偷塞给他的馒头。他突然觉得，日子好像没那么难了。那些冷的、凉的，像冬天的风，刮得再猛，也总有停的时候；而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暖，像春天的芽，只要还在，就总能长出希望。
回到家时，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柴火是从后山捡来的，晒干了，堆在墙角，码得整整齐齐。父亲握着斧头，胳膊上的肌肉绷着，每劈一下，斧头就深深嵌进木头里，发出“咚”的声响。堂哥放下菜，走过去接过斧头：“爹，我来。”父亲没让，只是把烟斗往耳朵上一夹，烟杆斜斜地挂着，说“你歇着，我还能动。这点活不算啥，以前种庄稼，比这累多了”。
堂哥看着父亲的背影，看着父亲鬓角的白发，比三年前多了很多，像撒了一层霜；看着父亲手里的斧头，一下一下，劈在木头上，发出“咚咚”的声响。那声响，像鼓点，敲在堂哥的心上，一下一下，让他突然就有了力气——父亲都还在扛，他怎么能认输？
傍晚的时候，堂哥坐在门槛上，陪着父亲抽烟斗。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院子里的泥土地上，像两个靠在一起的剪影。老烟斗的烟雾飘在空气里，混着厨房里飘来的饭菜香味——是白菜炖豆腐，还有一个炒鸡蛋，很简单，却很香。父亲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却很清晰：“娃，我知道你难。可你记着，当年我跟你爷爷种西瓜，头三年全烂在地里，要么是被水淹了，要么是生了虫，村里人都笑我们，说我们不是种西瓜的料。可第四年，我们换了品种，改了施肥的法子，终于种出甜的了。烟斗得慢慢养，木杆要吸足了烟油才好用；人也一样，得熬，熬过去了，就好了。”
堂哥看着父亲的眼睛，看着那双布满皱纹却依旧明亮的眼睛，像藏着星星，点了点头。他拿起烟斗，又抽了一口，这次没呛到。烟雾慢慢散开，裹着父亲的话，裹着院子里的饭菜香味，裹着村口的风，也裹着他心里的希望。他知道，现在的日子很难，执行局的冻结还没解，欠的债还没还完，别人的白眼还会有，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难等着他。可他不怕了。
因为他记得，父亲说过“疼过了就好了”，他也记得，自己说过“人不死，终究会出头”。
那天晚上，堂哥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开着一辆新车，不是奔驰，是一辆普通的白色面包车，车斗里装着父亲种的西瓜，一个个圆滚滚的，绿皮上带着深绿的条纹，很甜。他开着车，从村口经过，李婶、王大娘、张叔、赵伯都在槐树下，笑着跟他打招呼。李婶手里拿着刚摘的西红柿，往他车里塞，说“刘伟啊，回来啦，婶子给你留了西红柿”；张叔挥着手，说“刘伟，晚上来家里喝米酒”。他停下车，从车里拿出西瓜，分给大家，用刀切开，红瓤黑籽，甜得汁水都流了下来，说“尝尝，我爹种的，甜”。大家吃着西瓜，笑着，说着，像以前一样，没有冷嘲热讽，没有刻意回避，只有最寻常的热闹和亲切。
醒来时，天刚亮。堂哥摸了摸眼角，有点湿，是眼泪。他坐起来，推开窗户，看见父亲已经在院子里扫地了，扫帚是用竹子做的，扫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老烟斗放在石桌上，还冒着一点点烟，是父亲刚抽过的。堂哥笑了，他知道，这个梦，总有一天会成真的。
因为他还活着，还在熬。还相信，再难的日子，也会过去；再冷的冬天，也会迎来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