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五省（冀、鲁、晋、察、绥）为直接目的，加紧对华北的争夺。它的第一个步骤是迫使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第二个步骤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1月15日，中国第29军和伪满军队在察哈尔沽源、乌泥河、长梁发生冲突，40余名伪满军被缴械。日军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驻承德的日军向丰宁集结， 22日，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长梁、乌泥河、独石口一带进攻。
至24日，日军增至6000人，在占领地修工事、盖营房，扬言进攻沽源县城。国民党政府指令北平军分会派人交涉解决。
2月2日，北平军分会派殷同、岳开先、殷汝耕与日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在大滩进行“和平会议”，达成“大滩口约”，以国民党政府妥协为条件，结束察东事件。
5月2日，汉奸报《国权报》、《振报》两个社长在天津被枪杀。日军认定是国民党蓝衣社、宪兵特务队与青红帮所为，提出“彻底铲除华北的(抗日）行动”。
5月24日，日伪军和国民党特警队在遵化县以东夹击孙永勤抗日武装。孙永勤与大部战士壮烈牺牲，余部撤往迁安。日方以中国官方“庇护”孙部为由，“自动进入遵化一带”。
25日，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宣布：7月1日，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
6月5日，中国第29军赵登禹部在张北扣押进行特务活动的大槻山、山本信亲等4名日本特务，日军又以此为借口，向29军抗议，要中方道歉，如不满足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
6月27日，国民党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割让”察东6县于“满洲”，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地区，国民党党部也撤出察省。
国民党政府屈服于压力，于7月6日订立了《何梅协定》，承诺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换平、津两市长，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并且凡是日本认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势力都“不得重新进入”。
与此同时，日军利用河北、天津防卫薄弱，唆使汉奸白坚武、石友三等制造丰台事件，进攻永定门，策划北平叛乱，成立“华北国”，后因阴谋败露，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而破产。
10月22日，香河县汉奸地主煽动农民抗税，千余受骗农民在日本宪兵和汉奸带动下攻占县城。
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军策动下，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2县脱离国民党政府。日军还对山西、山东、河北、天津、察哈尔等省地方实力人物策反。
国民党政府于12月18日指派宋哲元等在北平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的主权。但是，这并没有缓和中日之间的矛盾，反而刺激了日本侵略者的欲望，华北危机日益加深。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清晨，铅灰色的云层低垂，干冷的朔风卷过空旷的街道，刮起阵阵尘土。但这寒意封不住热血，更压不下一座古都积郁的怒吼。
各校的钟声、哨声，刺破了冬日的沉寂。讲堂里、宿舍中、操场上，成千上万张年轻的面孔上，再不见往日的书卷气，只有凝重与决绝。他们撕下笔记本的纸张，挥毫写下墨迹淋漓的标语；他们传阅着连夜赶印的传单，上面的字句如刀似火：“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上午十时许，一股股青春的洪流从四面八方涌出校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学生们臂膀相挽，高举着横幅与旗帜，如同无数溪流，向着共同的目标汇聚。他们大多穿着朴素的蓝布长衫或阴丹士林旗袍，面容冻得发红，呵出的白气在冷空中凝成一片，但眼神却亮得灼人。
队伍越汇越大，最终形成了一条长达数里的澎湃人河，向着新华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所在地——滚滚涌去。脚步声、口号声、激昂的救亡歌曲声，交织成一部悲壮的行进曲。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华北五省自治！”
“立即停止内战！”
“保卫华北！保卫中国！”
口号声浪一波高过一波，震动着古老的皇城墙垣，也震动着沿途商户住户紧闭的门窗。一些市民悄悄推开条门缝，看着这从未见过的学生洪流，目光中有惊讶，有担忧，也有隐隐的共鸣。
新华门前，黑压压的人群停下了。六千多双眼睛，齐刷刷望向那紧闭的朱红大门和肃立的卫兵。学生们推举出代表，要求面见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请愿书上，白纸黑字，是血泪凝成的六项要求：反对自治，公布外交，保障自由，停止内战，不得滥捕，释放同学。
时间在冰冷的对峙中一分一秒过去。门内，沉默如山；门外，群情如沸。请愿代表一次次交涉，换来的只是冰冷的拒绝与拖延。何应钦避而不见。
愤怒，如岩浆在学生胸中奔突。请愿不成，便示威！庞大的队伍再次移动，转向市区游行。他们要走到更广阔的街巷，把救亡的呼声传到每一个北平市民的耳中！
然而，镇压的阴影早已盘旋而至。当队伍行至西单、东长安街等地，全副武装的军警如临大敌，早已构筑了封锁线。水龙管子拖出来了，木棍、皮鞭、大刀在寒光中闪烁。
“冲过去！爱国无罪！”
学生们毫无畏惧，挽紧手臂，用单薄的身躯组成人墙，向前推进。
“放！”一声令下。
冰冷刺骨的水柱如同毒龙般横扫而来，瞬间冲散了前排的队伍，学生们浑身湿透，在结冰的地面上踉跄跌倒。军警挥舞着棍棒皮鞭冲入人群，劈头盖脸地打下。呼喊声、怒斥声、痛苦的呻吟声、棍棒击打在肉体上的闷响，混杂在一起。有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依然高呼口号；有女生被推倒在地，挣扎着爬起来，抹去脸上的泥水与血污，眼神不屈。大刀的寒光在学生眼前晃动，30多名学生被强行拖走，押上警车。
这一天，百余名学生受伤，鲜血染红了北平街头的尘土。
而在西直门、德胜门等城外，另有一番景象。清华、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被拒于紧闭的城门之外。他们进不了城，却不肯散去。凛冽的寒风中，他们站在城墙下，向着城内方向，也向着越聚越多的城外百姓，一遍遍哭诉日军在东北的暴行，痛斥当局的不抵抗与妥协。泪水划过冻僵的脸颊，声音嘶哑却字字泣血。他们从清晨坚持到日暮，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他们的抗争与控诉。
鲜血与冷水，未能浇灭火焰，反而让星火燎原。
十二月十日，北平学联一声令下，各校总罢课。抗议的标语贴满校园，救亡的讨论无处不在。更大的风暴，在沉默中积蓄力量。抗日救亡的怒潮，已非任何铁门与水龙所能阻挡，它从北平奔涌而出，即将席卷整个中国。
杭州西湖畔、武汉黄鹤楼下、上海外滩、广州街头、南京鼓楼、天津海河岸……无数城市的学生与同胞相继而起，罢课、集会、游行、通电。一个民族的觉醒与怒吼，在1935年的寒冬，轰轰烈烈地炸响，照亮了通往抗战的漫漫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