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试点项目在经历了初期的阵痛和调整后，逐渐步入正轨。钟益提出的“合作伙伴”而非“供货商”的定位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的团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培训师，而是与一线教师结成了学习共同体，共同备课、观课、议课，针对不同学校的特色，对项目指南进行“校本化”改造。
这个过程虽然辛苦，却极大地丰富了“益星”模式的内涵。一所历史悠久的小学，将项目与校史研究结合，学生们像小侦探一样挖掘学校老建筑的故事；一所新建的科技特色校，则侧重于将编程与人工智能知识融入解决社区实际问题的项目中。这些生动而独特的案例，被钟益团队迅速收集、提炼，汇集成一本厚厚的《项目式学习校本实践百例》，这本来自一线、充满泥土气息的案例集，比任何理论专着都更具说服力和推广价值。
张雪儿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穿梭于各试点学校之间，以其教师的身份和亲和力，倾听老师们的真实想法，及时反馈给钟益团队，并常常能提出切中肯綮的改进建议。她成了钟益在实践层面最信赖的“眼睛”和“外脑”。
一次，在共同走访一所郊区小学后，返程的车上，张雪儿疲惫地靠在座椅上，望着窗外飞逝的田野，轻声说：“有时候觉得，我们像是在撒种子，不知道哪颗能发芽，能长多高。”
开车的钟益看了她一眼，温和地说：“但如果我们不撒，就肯定什么都没有。你看今天那个带着同学研究灌溉渠的孩子，眼睛里的光，不就是最好的发芽吗？”
张雪儿转过头，看着钟益专注开车的侧脸，夕阳的金辉勾勒出他清晰的轮廓，一种混合着欣赏、信赖与某种更深情感的暖流在她心中悄然涌动。她忽然觉得，这条艰难的路，因为有他在前方，便也不再觉得漫长和孤单。
试点工作的稳步推进，产生了积极的辐射效应。邻近区县的教育局纷纷组织前来考察学习。钟益抓住机会，不再仅仅展示成功案例，更坦诚分享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这种务实的态度赢得了更多同行者的尊重和信任。“益星”的模式，开始以一种更稳健、更可亲的方式向外扩散。
然而，树大招风。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一些更隐秘的攻击开始出现。某教育领域的网络大V突然发表长篇分析文章，看似客观地对比了几种“素质教育模式”，文中却巧妙地将“益星”模式与“启明星”早期遭遇诟病的“形式化”问题隐隐挂钩，并质疑其过于依赖与个别区域行政力量的“深度绑定”，存在“人走政息”的风险。文章用词谨慎，却暗藏机锋，在圈内引发了不少讨论。
钟益意识到，这是对手换了一种更“高级”的打法，试图从理论和可持续性层面动摇他的根基。他没有选择直接在网上论战，那只会抬升对方的热度。他指示团队，将区域合作项目的详细协议（脱敏后）、尤其是关于平台免费、知识产权共享、教师发展支持等体现共赢理念的条款，以及试点校取得的客观数据变化，整理成一份白皮书，向所有关注者公开。
同时，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邀请包括那位发难大V在内的几位有影响力的教育评论人，组成一个独立的“观察团”，全程透明地考察试点学校，与校长、教师、学生乃至家长进行无预设的访谈。他自信，真实的场景和当事人的感受，是最好的辩护。
观察活动安排得紧张而充实。评论人们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在项目中的投入状态，听到了老师们从抵触到接纳的心路历程，也看到了学校层面如何将项目学习与现有课程体系进行整合的切实努力。虽然仍有一些细节上的争论，但那种真实的、发生在校园里的积极变化，是无法否认的。
活动结束后，那位最初发难的大V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新的观察笔记，标题是《看见改变：当教育创新沉入泥土》。文章虽然依旧保持批判性视角，但承认了“益星”模式在特定条件下的有效性和其团队的务实作风，认为其“提供了一种规模化推行素质教育的有益探索，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持续保持与一线教育的血肉联系”。这篇笔记，反而为“益星”赢得了更多理性的关注。
这场风波，有惊无险地度过，反而进一步锤炼了钟益团队的应对能力和公开透明的形象。
就在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时，钟益接到了来自北京的一个重要电话。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在详细研究了“益星”的区域试点案例和白皮书后，对他提出的“基于学校主体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和“技术赋能教师而非替代教师”的观点非常感兴趣，正式邀请他参与中心下属一个关于“未来学校形态与教育模式创新”的重点课题研究。
这意味着，钟益的思考和实践，已经进入了国家教育智库的视野。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实践者，而是有机会参与到更顶层的政策研讨和未来蓝图设计中。
接到邀请的那一刻，钟益感到肩上的担子又重了几分。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这座熟悉的城市，知道自己的人生轨迹，又将迎来一次重大的跃迁。而这一次，他将要面对的，是更广阔的舞台，和更沉重的责任。他下意识地拿起手机，第一个想分享这个消息的人，是张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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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