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魏特琳女士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为妇女儿童们撑起的一叶“诺亚方舟”；那么，在沦陷的南京城里，还有一个更大、更系统的庇护所，它，就是由十几位西方侨民，自发组织的——南京安全区。
而这个安全区的“总指挥”，是一个身份极其特殊，也极其矛盾的人——约翰·拉贝。
拉贝，是一个德国人。更准确地说，他是德国纳粹党，在南京分部的副部长。
你看，历史就是这么充满了讽刺。在世界的另一端，他的同党，正在策划着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而在南京，他，一个纳粹党员，却成了数十万中国人的“活菩萨”、“守护神”。
拉贝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代表。他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南京保卫战崩溃前，他和其他一些有良知的西方侨民，如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金陵大学教授史迈士等人，共同商议，决定参照上海的先例，在南京的市中心，划出一片区域，作为专供平民躲避战火的“安全区”。
他们的武器，和魏特琳一样，是他们作为“西方侨民”的身份，以及，那面在当时能让日本人有所忌惮的——纳粹德国的“卐”字旗。
日军占领南京后，拉贝被推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他把他自家的花园，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难民营，光他自己家里，就收容了超过六百名中国难民。
他的日记，和魏特琳的日记一样，成了那段历史，最不容辩驳的铁证。
“……我的院子里，到处都挤满了人。妇女、儿童、老人，他们惊恐的眼神，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上。我把我所有的食物都拿了出来，但这远远不够。我必须想办法，去跟日本人交涉。”
拉贝，开始了他在地狱中的“外交斡旋”。
他不停地，给日本大使馆打电话，写抗议信，要求他们约束士兵的暴行。
有一次，两个日本兵，闯进了他的院子，想要拖走两个年轻的中国姑娘。
拉贝，这位身材高大的德国商人，直接冲了出去，张开双臂，像一堵墙，挡在了日本兵和姑娘们之间。
他亮出了自己手臂上佩戴的、那个红底白圈黑“卐”字的袖章，用德语，对着那两个日本兵，发出了雷霆般的怒吼：“看清楚！我是德国人！是你们日本的盟友！这里，是我的家！请你们，立刻滚出去！”
那两个日本兵，被他强大的气场和特殊的身份震慑住了，最终，悻悻地退了出去。
拉贝知道，他不能只靠自己的身份。他需要一份名单，一份能让日本人承认的、受国际委员会保护的难民名单。
于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日以继夜地，登记每一个进入安全区的难民的名字。
黄包车夫老白，就带着他的老母亲和儿子，幸运地，挤进了安全区。他亲眼看到，那个高大的、被大家称为“拉贝先生”的德国人，不眠不休地，在难民营里巡视，安抚着每一个惊恐的难民。
老白不识字。当一个中国志愿者，问他名字，并帮他登记在册时，他按下了自己的手印。他不知道这份名单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那一刻，他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宰杀的牲口了，他成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人”。
拉贝的名单，越拉越长。
这张名单，就是一道脆弱的、却又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护身符”。
而在安全区内的鼓楼医院，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则在进行着另一场战斗。
他是当时南京城里，唯一还坚持工作外科医生。
医院里，挤满了被日军用刺刀捅伤、被枪弹击穿、被强暴后奄奄一息的中国平民。威尔逊医生，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做几十台手术，他的手术服，被鲜血浸透了一层又一层，硬得像一块木板。
他后来在信中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残酷的景象。这些伤口，不是战争造成的，是纯粹的、野蛮的虐杀。我每天都在和死神赛跑，我只想，能多救一个，是一个。”
拉贝、魏特琳、威尔逊、史迈士……
这些来自美国、德国、英国的“外国人”，在那个本该属于中国军人和政府来保护的城市里，用他们的善良、勇气和职业精神，点亮了人性最后的烛火。
他们，本可以，安全地撤离。
但他们，都选择了留下。
他们的名单，他们的校园，他们的手术刀，共同构筑起了一道，在最深的黑暗中，保护了数十万中国生命的，伟大的，人道主义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