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陷落了。
从军事上看，中国军队，又一次失败了。我们丢掉了战时首都，也失去了最后一条重要的海运线。
日本的报纸，再一次，刊登出了“武汉会战，我军大获全胜”、“中国政府即将崩溃”的巨幅标题。日本的民众，提着灯笼，涌上街头，庆祝着这场他们认为是“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在东京的陆军省和海军省，那些真正的高级将领们，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咱们，来替他们，算一算这笔“胜利”的账单。
他们的战略目标，实现了吗？
没有。
他们发动这场倾国之战的核心目的，是“寻歼中国军队主力，逼迫国民政府投降，从而结束战争”。
可是，他们虽然占领了武汉，却并没有成建制地，歼灭中国军队任何一个师、一个军的主力。 一百多万中国军队，虽然伤亡惨重，但主力尚存，已经安全地，撤往了西部山区。
国民政府，更没有投降。 蒋介石，在武汉失守前，就已经将政府和统帅部，迁往了重庆。他用焦土和西迁的实际行动，向日本人，也向全世界，表明了他“持久抗战”的决心。
这场战争，远没有结束。
那么，他们为这场“胜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
根据日军自己战后的内部资料，在长达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中，日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惊人的十万余人。大量的精锐老兵和基层军官，永远地，倒在了长江两岸的丘陵和泥泞之中。
武器装备和后勤物资的消耗，更是天文数字。
日本，这个国土狭小、资源贫瘠的岛国，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战争的失血”。
远在延安的窑洞里，教员在仔细地研究了武汉会战的整个过程后，发表了他那篇着名的、指导了整个后续抗战进程的伟大着作——《论持久战》。
他，以一个战略家精准的目光，一针见血地指出：
武汉会战，标志着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的彻底破产。从此以后，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战略相持。
在这个阶段，日本，就像一个一拳打出去，却发现自己打进了一个巨大泥潭里的巨人。他占领了我们的大片土地，却无法消化；他想拔出腿来，却越陷越深。他的力量，将被我们广阔的国土和四万万不屈的人民，一点一点地，消耗殆尽。
就连身处其中的国军将领，也开始进行着深刻的反思。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战后的总结报告中，痛心疾首地写道：
“……此次作战，我之失，在于干部之自动精神与责任心，均有未尽……各级干部，每存依赖心，不为部下先，卒遇挫折，易生动摇……”
他看到了，我们的军队，在战术素养、指挥协同和军官的责任心上，与日军，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是的，武汉会战，从战役层面上看，我们是失败者。
但从整个战争的战略层面上看，我们，却是不折不扣的胜利者。
我们，用近四十万将士的巨大伤亡，和两座中心城市的沦陷，成功地，换取了最为宝贵的“时间”。
我们，用一片焦土，和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彻底地，拖住了日本这头战争巨兽的脚步。
从此，抗日战争，告别了那种大开大合、动辄几十万大军对决的“战略防御”阶段。
进入了，一个更漫长、更艰苦、也更考验一个民族韧性的，全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比的，不再仅仅是前线的厮杀。
比的，是国力，是耐力，是谁更能“熬”。
这，就是——无尽的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