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屠刀，已经高高举起，目标，直指武汉。
消息，早已不是秘密。
在武汉三镇，这座当时事实上的“战时首都”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气味。既有大战来临前的紧张，又有“破釜沉舟”的悲壮；既有对未来的忧虑，又有一种“全民抗战”初期那种特有的、充满希望的亢奋。
然而，在这片看得见的、沸腾的表象之下，还有一场看不见的、冰冷的战争，正在城市的每一个阴暗角落里，激烈地进行着。
在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里，一个看似普通的、正在看报的商人，可能会将一张写着日军兵力调动情报的纸条，夹在找零的钱币里，不动声色地，递给一个擦皮鞋的童工。
在长江边的码头上，军统的特工，正和日本的间谍，为了争夺一个可能泄露了江防部署的“叛徒”，进行着无声的追逐与暗杀。
战争，早已开始。
在街头，你不仅能看到穿着各式军装、操着南腔北调的中国士兵；还能看到金发碧眼的苏联飞行员顾问，开着吉普车呼啸而过。
在报馆里，以周恩来、郭沫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公开地领导着政治部第三厅，将一篇篇抗日文章，变成传单，撒遍大街小巷。
在黄鹤楼下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用激昂的声调，演唱着那首后来响彻大江南北的歌曲：
“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
整个武汉，就像一个巨大的、即将喷发的火山口。
而在这火山口的中心，国民政府的军事统帅部里，气氛，则凝重如铁。
日军倾国而来的兵力部署，正通过前方的情报网络，源源不断地，摆在了蒋介石的案头。
他知道，这将是他自抗战以来，面临的最严峻、也最关键的一场考验。
他，不能再退了。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虽然西迁重庆，但大量的核心政府机关、军事统帅部，以及各国驻华使节，都还留在武汉。这里，集中了中国当时为数不多的兵工厂和工业基础。
为此，蒋介石向全国，发出了死守武汉的号召：
“自从上海、南京失手，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在武汉，武汉绝不容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
他，将这座城市，定位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他要在这里，用一场规模空前的会战，彻底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将这场战争，拖入他早已预想好的“持久战”阶段。
但是，怎么守？
再像淞沪、南京那样，把所有的精锐，都集中在城市里，跟日本人打阵地消耗战吗？
不。血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
为此，在会战开始前，中国的最高统帅部，经过反复的推演和争论，最终确立了一个充满东方智慧，也充满坚韧与韧性的作战方针：
“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不把武汉本身，当成一个单纯的、死守的堡垒。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中心”。
我们将在武汉外围，数省交界的、广阔的、遍布山川湖泊的复杂地形里，构筑起层层的、有纵深的防御阵地。
我们将利用我们“地大”的优势，去消耗敌人“兵力有限”的劣势。
我们强调，“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进退为重，而在于自动地选择有利的作战地区，达成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这，是一种战略上的巨大进步。它标志着，中国的最高统帅部，已经从最初那种“寸土必争”的、被动挨打的思维中，开始走了出来。开始学会，用一种更宏大、更持久的眼光，去思考这场战争。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国民政府，同样下了血本。
他们重新划分了战区，将当时中国军队几乎所有能调动的机动兵力，超过一百一十万人，一百多个师，全部集结到了武汉的外围。
翻开那份厚厚的战斗序列，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精锐与杂牌：
在长江的南岸，归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的，有刚刚在兰封会战中表现出色的“老虎仔”薛岳的第一兵团，有中央军嫡系王敬久的第37军团，也有从淞沪血战中整补归来的关麟征的第32军团……
在长江的北岸，归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则更是派系林立。有他的嫡系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有西北军的孙连仲和冯治安，有川军的杨森和王缵绪，甚至，还有从遥远的云南，千里迢迢赶来的，卢汉的滇军第六十军。
中央军、桂军、川军、滇军、西北军、东北军……
这一刻，所有的派系之见，都被暂时地，摒弃在了国难之前。
一百多万中国军人，就在这纵横上千里的广阔战场上，严阵以待。
他们，将用自己的血肉，去构筑一道巨大的、流动的堤坝，去消耗、迟滞、并最终困死日军这股即将到来的、汹涌的钢铁洪流。
一场倾国之战，即将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