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军的求救电报，像一颗被烧红的石子，扔进了中国远征军那锅本已混乱不堪的 “粥” 里，瞬间激起一片沸腾的争吵。
电报同时送到了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和总指挥史迪威的指挥部。罗卓英看着电报上斯利姆近乎哀求的措辞，眉头拧成疙瘩；一旁的史迪威也盯着缅甸地图，手指不停敲击桌面，两人都清楚，“救” 与 “不救”，不仅关乎七千英军的生死，更牵动着远征军右翼的安危。
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
从军事上看，风险实在太大。当时离仁安羌最近的中国军队，是刚抵达乔克巴当的新 38 师 113 团 —— 这是一支加强团，下辖 3 个步兵营、1 个迫击炮连、1 个反坦克炮连，总兵力约 1700 人。而他们要面对的，是日军作间部队（约 2100 人，以步兵第 214 联队为主，配属山炮、工兵分队）；要救援的，是被围困的七千多名英军。用 1700 人冲击 2100 人的包围圈，还要带出七千名非战斗状态的英军，这在任何军事教科书上，都近乎 “以弱攻坚” 的险局。
更关键的是，第一次入缅战局已对远征军不利：第 5 军在曼德勒附近布防，第 200 师刚从同古突围，各部队被指挥体系分割在不同战场。若把 113 团这颗 “棋子” 填进仁安羌，一旦失手，曼德勒右翼将彻底空虚，日军若趁机迂回，整个远征军的防线都可能崩溃。
罗卓英犹豫了。
作为司令长官，他要为全局负责，不敢拿一支精锐的加强团赌命；史迪威虽主张 “盟军互援”，却也清楚兵力差距，两人只能联名向重庆最高统帅部请示。远在重庆的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同样陷入两难：救则冒精锐受损之险，不救则恐失国际信任。
就在这上下犹豫、迟迟无法决断的时刻，一个人站了出来 —— 新 38 师师长孙立人。
孙立人是当时中国军队里极特殊的存在：他先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后考入弗吉尼亚军校，是极少数受过完整西方高等军事教育的将领；他既有清华学子的儒雅，又有淞沪会战血战日军的实战经验，一口流利的英语能与英美军官无障碍沟通。更难得的是，他治军严谨，讲究科学，要求士兵 “既要会开枪，也要学文化”，新 38 师是远征军里少有的 “文武兼备” 的精锐。
当他在曼德勒驻地得知英军被围的消息后，没有丝毫犹豫。
他先找到史迪威。
这位美国将军本就不满英军消极撤退，更清楚 “见死不救” 对盟军信任的打击，当即表示支持：“我会让英军提供日军阵地分布图，你需要的弹药、卡车，我优先协调！” 随后，孙立人驱车赶往远征军司令部，当着罗卓英、史迪威和英国联络官的面，先用英语向史迪威和英军军官陈述决心，再转向罗卓英，语气决绝：
“总司令！这一仗打的不是单纯的军事，是国格！是中华民族信守盟约、患难与共的国格！”
“反对的人说兵力单薄、恐被英军当炮灰，可我们是盟军，见死不救，英美会说中国人自私怯懦，不配当盟友！以后在国际上，我们永远抬不起头！”
“这一仗，我孙立人必须打！113 团归我全权指挥，打赢了，是国家的荣誉；打输了，我孙立人以死谢罪！”
整个指挥部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他超越单纯军事算计的道义担当震撼。
史迪威率先打破沉默，用英语对英国联络官说：“孙将军的决心，就是我们的决策！” 罗卓英看着孙立人坚定的眼神，终于点头：“准了！英军已协调 30 辆卡车支援运输，务必兼顾救援与自身安全！”
孙立人没有浪费一分钟。他立刻给乔克巴当的 113 团团长刘放吾发去电报：“星夜兼程，向仁安羌开进！目标：突破日军防线，解救英军！”
一场即将震惊世界的 “以少救多” 的战役，正式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