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禄将蘸饱了墨的毛笔小心搁在笔山上，拿起刚刚书写完毕的契约文书，轻轻吹了吹未干的字迹。羊皮纸微微颤动，墨香混合着皮革本身的味道弥漫开来。“阿勒河畔的盛京”——这个由祖父杨建国拍板，父亲杨亮最终认可的名号，第一次以如此正式的形式，出现在与商人乔治和皮埃尔的长期供货契约的抬头上。
他端详着那几个字，心中有些许仪式完成的庄重，但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压力。这个名字在家族内部讨论时，爷爷杨建国眼神望着窗外，只说了一句：“名字是根，别忘了本。”父亲杨亮则显得更为审慎，他指着粗糙手绘的庄园及周边地图说：“名号是立起来了，但要让它变得名副其实，我们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现实很快印证了杨亮的判断。
“阿勒河畔的盛京”这个名号，并未如传奇故事里描绘的那样，迅速在莱茵河沿岸的酒馆和市场中流传开来。它的实际影响力，严格地被限制在阿勒河与莱茵河交汇处这片狭小的三角地带。真正知晓其确切位置，并能像候鸟一样定期往来贸易的商人，数量稳定在五六十人左右，几乎没有增长。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封闭而精明的小圈子，他们像守护独家炼金配方一样，默契地保守着这个巨大财富来源的秘密。对外，他们热衷于谈论那些来自“东方”的神秘货物——坚不可摧的板甲、削铁如泥的精钢长剑、温润如玉的骨瓷、晶莹剔透毫无气泡的玻璃器皿，以及烈如火焰的“赛里斯酒”——但对其具体产地，总是语焉不详，或者干脆指向那个遥远、神秘、富庶无比的传说国度——赛里斯本身。
于是，在更广阔的市场，从北意大利繁忙的城邦到北海波涛汹涌的维京人港口，杨家庄园的产品凭借着超越时代的品质，确实赢得了惊人的声誉和与之匹配的高昂价格。贵族们以拥有一套“赛里斯铠甲”为荣，主教们将“赛里斯玻璃杯”视为圣器般珍藏，富商们则在宴会上用“赛里斯瓷盘”炫耀财富。然而，“阿勒河畔的盛京”这个名字，对于绝大多数的终端消费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些珍宝如同古罗马时代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一样，来自那个神话般的东方。杨家工坊出产的一切，不过是再次印证了古老传说中赛里斯的富饶与智慧。这种美丽的误解，在某种程度上为庄园提供了绝佳的保护色，但也意味着，“盛京”这个凝聚了杨家两代人心血与乡愁的命名，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的政治或经济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的局限性，在人口流动这个最直观的指标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过去的几年里，确实曾有零星的几户流民，拖家带口，或蜷缩在商人返航货船的角落，或沿着河岸风尘仆仆地跋涉，来到这片被商人们模糊描述的“乐土”寻求庇护和生计。他们大多是商人乔治或皮埃尔等人的远亲、旧友，或者曾在其家乡受过恩惠的熟人。出于一份香火情谊，以及对这些流民本身劳动能力的评估，商人们才会在利润至上的航程中，为他们挤出了一点宝贵的空间。这些幸运儿最终也成功地融入了庄园，成为“盛京”最早的、非核心家族出身的根基。
然而，进入命名“盛京”的这一年，这种自发性的、零星的投奔，却明显地停滞了。整个春耕最繁忙的时节在劳作号子和泥土翻涌的气息中过去，直到初夏的暖风拂过阿勒河谷，带来青草和野花的芬芳，庄园那用原木加固的码头上，再也没有迎来新的、带着憧憬与不安面孔的流民家庭。
杨亮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人口数字的停滞像一根细微的刺，扎在他这个实际管理者的心头。他瞅准一个乔治卸完货、正在清点一箱新到的锡锭的间隙，走了过去。
“乔治，最近河面上安静了不少。”杨亮用脚踢了踢码头上一块松动的木板，状似随意地开口，“好像有些日子没见到有新面孔跟着你的船来了。”
乔治抬起头，擦了擦额角的汗和灰尘，露出一个混合着疲惫和了然的神情。他放下手中的记账板，身体靠在冰冷的锡锭箱子上。“杨亮先生，不是我们不想带，”他的声音带着常年奔波特有的沙哑，“是实在带不了，也管不过来。”
他伸手指向波光粼粼的莱茵河下游方向，仿佛能透过地平线看到那片广袤而苦难的土地。“您知道现在外面是什么光景吗？法兰克王国那几个大贵族又在闹别扭，小规模的摩擦就没停过。加上去年冬天冷得邪乎，好几个地方都遭了灾，粮食歉收。领主老爷们的税可不会因为灾年就减少。破产，失去土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流民，数量比这莱茵河里的沙粒还多。您随便去科隆或者美因茨这样的大城市外面看看，哪处城墙下不蜷缩着上百这样的可怜人？眼神空洞，就等着哪天一口气上不来。”
他顿了顿，目光回到杨亮脸上，带着商人特有的务实和冷静：“我们这船，吃水线以下装的矿石、燃料、羊毛，是你们需要的原料，是成本。吃水线以上，每一寸舱位都留给你们的货物，那是利润，是我们活下来的根本，也是支付给沿途那些吸血鬼般领主高额通行税的唯一指望。搭载完全不认识的流民，不仅占地方，无利可图，还要承担风险——他可能身体虚弱，病死在路上，给我们带来晦气和麻烦；也可能带着瘟疫，一船人都得完蛋；甚至可能是哪个领主逃跑的农奴，被发现了我们都要跟着倒霉。除非是相识的、知根知底的乡邻或亲戚，确认他身体还行，能干活，而且对方苦苦哀求，我们才会偶尔发一次善心，顺带捎上一程。否则……”
乔治耸了耸肩，这个动作在他宽厚的肩膀上显得格外有力而无奈：“否则，面对河岸两边那些饿得发绿的眼神，我们也只能硬起心肠，扬帆而过。毕竟，慈悲心填不满货舱，也无法用来支付税款。这个世道，能保住自己和自己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番话，剥去了所有温情脉脉的想象，将中世纪欧洲残酷的人口流动现实赤裸裸地展现在杨亮面前。他意识到，自己之前那种指望依靠商人自发性的、基于人情的“捎带”来为庄园补充人口的想法，是何其天真和脆弱。庄园眼下看似稳固的繁荣，就像一座建立在沙堆上的精美城堡，外观或许越来越像样，但其最根本的基石——稳定且可持续的人力资源——却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和加固。外界那个广袤、混乱而悲惨的世界，与阿勒河谷这片被他们凭借超越时代的知识和技术强行开辟、精心打理出来的世外桃源，仿佛被一道道无形的壁垒隔绝开来——信息的不对称、交通的极端困难，以及这个时代社会结构固有的封闭性，共同铸成了这堵高墙。
命名“盛京”，是立下了一个宏伟的志向，是朝着未知海域奋力抛出的船锚。但要让这个名字真正具备吸引力，让远方的的人们像百川归海一样自愿来投，他们还需要更强大的向心力、更通畅的渠道，以及更长时间的积累。眼下，“盛京”依旧只是少数幸运儿和知情者心中的秘密乐园，它的名声，还远远配不上它那雄心勃勃的名字。
那几户最早自发前来、最终被成功吸纳进入庄园的家庭，像投入平静湖面的几颗石子，虽然未能掀起巨浪，却在杨亮的心中漾开了一圈圈持续扩散的、带着探究意味的涟漪。他并没有大张旗鼓，而是以一种近乎观察实验对象的态度，仔细地关注着这些“新庄客”的融入过程。
这些家庭，大多是在原籍地彻底失去生存基础的佃农或破产的小手工业者，经历了失去土地、亲人离散甚至目睹死亡的苦难，才抱着最后一丝微弱的希望，沿着商队成员偶尔泄露的模糊信息，如同追踪风中残丝般找到这里。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这片能让他们夜里不用担心被劫掠、白天能靠劳作换取足够食物的土地。庄园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工作和食物，更重要的是一种他们从未体验过的“秩序”和“公平”。工钱说多少就是多少，到了发薪的日子绝不会克扣拖延；分配的任务虽然有轻重缓急，但监工的老庄客只会就事论事，绝无随意打骂和人格侮辱；更重要的是，杨家庄园竟然愿意给他们的孩子提供上学识字的机会——学习那种奇妙的方块字，这在他们原来的世界里，是连许多拥有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都不敢奢望的特权。
因此，这些新庄客在学习汉语、努力适应庄园那套严格甚至显得有些苛刻的卫生规矩和集体劳作节奏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乎贪婪的积极性和顺从性，远远超出了杨亮最初的预期。他们心里清楚，学会这里的语言，遵守这里的规矩，他们的孩子就能在这里真正扎下根，拥有一个与他们自己截然不同的、充满希望的未来。这种强烈的、源于生存本能和家族延续愿望的内生驱动力，使得文化同化的过程异常顺利。不过一两年光景，这些家庭在语言、服饰和日常行为习惯上，已经与庄园的老住户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的孩子更是彻底融入了学堂，与杨亮的幼子杨定军这样的“庄二代”玩在一处，口音纯正，思维模式也渐渐趋同。
这个相对成功的案例，与几年前乔治依靠个人关系大规模引入成年流民时的情况，形成了微妙的对比。杨亮清楚地记得，乔治做事确实得力，引入的人口数量可观，在庄园建设初期，极大地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燃眉之急。但那批人中，部分年纪较长的流民，在故乡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观念，来到庄园后，虽然对这里的安定和饱足心存感激，但学习新语言、适应新规则的主动性和最终达到的融入深度，反而不如这些后来主动投奔、近乎走投无路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更像是在这里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是一种“打工者”的心态，而非将自己视为共同建设家园的“建设者”。
正是基于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比，杨亮当年才顶住内部希望快速增加人手的压力，下定决心，停止了大规模的成年流民引入，转而让乔治及其关系网，专注于搜寻因战争、瘟疫失去家庭的孤儿。这一策略，从长远来看，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那些半大的孩子，心智尚未完全定型，如同一张白纸，在庄园相对公平、重视教育和技术培养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他们对杨家的忠诚度、对“盛京”这个共同体的认同感，以及对新知识和规章制度的接受程度，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如今，这批最早来的孤儿们已成长为二十出头的青壮年，他们不仅是工坊、农田和民兵队伍中的绝对骨干，更是杨亮心目中构建未来“新盛京人”的核心样板，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己人”。
然而，任何成功的策略都伴随着其代价。专注于内部培养和吸收孤儿，使得人口增长的源头被收得过于狭窄。仅仅依靠内部自然繁衍和偶尔接收孤儿，人口增长的速度缓慢得令人焦虑。庄园总人口在突破一百二十人这个门槛之后，似乎就进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平台期，增长几乎停滞。而与此同时，庄园外部的发展和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却在以更快的速度膨胀，这种内外反差形成的张力，让杨亮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人力瓶颈的严重程度，杨亮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深入到各个生产环节进行巡视。
他首先来到位于阿勒河支流边的铁匠工坊。人还没走近，那熟悉而沉重的“砰……砰……”声就穿透空气，敲击在耳膜上。那是利用河水落差驱动的水力锻锤在工作的声音，是庄园技术进步的核心体现之一。走进工棚，热浪和煤烟味扑面而来。那座由复杂齿轮和连杆组成的木质机械装置，在流水的驱动下，不知疲倦地抬起、落下，带着千钧之力。两个浑身被汗水浸透、皮肤黝黑的学徒，正用长钳夹着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坯，在锻锤下反复移动、翻转。每一次锻锤落下，火星便如同烟花般四溅开来，伴随着刺耳的金属变形声。
负责的铁匠，一张脸被炉火常年烘烤成了古铜色，看见杨亮进来，用挂在脖子上的脏毛巾胡乱抹了把脸，快步迎了上来，他的声音在嘈杂的环境中不得不提高八度：“老爷！您看看，这哪忙得过来啊！”他指着工棚一角堆着的几块已经初步成型、等待进一步加工的胸甲板，“光是北意大利那边一位伯爵老爷通过乔治订的二十套板甲，就够我们这几个人忙活到秋收了！这还不算其他零散订单，还有皮埃尔要的那批精钢剑头。水力锤是好用，省力，可关键部位的成型、打磨、抛光、组装，哪一样不需要熟手工匠一点点弄？现在倒好，熟手全被这些大订单拴死了，连庄里自己农具坏了要修补，都得排班等空闲，这不要耽误农时嘛！”
杨亮默默点头，目光扫过工棚里另外几个同样满身汗渍、埋头苦干的铁匠和学徒。人手，这里缺的是有经验的、或者至少是体力充沛能打下手的熟练工。
接着，他转向玻璃工坊。这里的热浪是干燥而炙烤的，与铁匠铺的湿热不同。老师傅正带着两个年轻徒弟，围在巨大的粘土坩埚炉前。老师傅用一根长长的铁管，小心翼翼地从炉内蘸取一团熔化成橙红色液体的玻璃料，然后走到旁边的石墩前，一边缓缓转动铁管，一边通过管子另一端向里吹气。他的脸颊鼓起，眼神专注，一个透明玻璃杯的雏形在气流和离心力的作用下，渐渐在管端显现。旁边的架子上，几个已经成型、等待进入退火窑缓慢降温的玻璃器皿静静地立着，它们晶莹剔透，毫无杂质和气泡，在从窗户透进的光线下折射出炫目的光彩。然而，产量实在太低了。
最后，他甚至去了负责农具改良和制作的木工兼小五金工坊。这里看起来没有前两者那么“高端”，但却与庄园的根基——农业生产——息息相关。负责人是一个手脚麻利、善于动脑的庄客，正对着一架刚刚组装好的曲辕犁进行最后的调整。这种犁加装了庄园铁匠铺自产的铁铧尖和犁壁，比本地农民普遍使用的旧式木犁犁体更轻，入土更深，翻土效果更好，能极大提升耕作效率。消息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周边几个村落但凡家里土地多一些、家境稍宽的农民，都千方百计托关系，想用粮食、羊毛、皮革或者劳役来换这么一套。
无处不在的瓶颈，共同的抱怨：人手不足。
杨亮在心里飞快地盘算着。如果，如果能有一批稳定的、可靠的人手，能够接手那些重复性的、高强度的农业劳动（比如翻地、除草、收割），以及工坊里基础的原料加工和准备工作（比如为铁匠破碎矿石、鼓风、拉风箱，为玻璃工坊准备燃料和配料，为木工坊处理原木），那么，现在这批宝贵的熟练工匠和核心农民，就能从这些基础劳作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技术升级、工艺改进和精细生产上。整个庄园的生产效率和最终产出，绝对还能再上一个巨大的台阶。内部挖潜，通过延长工时、优化流程，已经做到了极限，每一个成年庄客，包括妇女和半大孩子，都身兼数职，脸上带着抹不去的疲惫。再压榨下去，恐怕会适得其反。
现实的困境与那几户成功融入的新庄客案例，在他脑海中反复碰撞、对比、验证。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几年前定下的、近乎封闭和保守的人口政策。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确实有些“因噎废食”了。当初担心大量涌入的、观念固化的成年流民会冲击乃至稀释庄园尚且脆弱的中国文化内核，带来不可控的管理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这种顾虑本身是正确的，也是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理性判断。
但是，时移世易。如今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庄园自身的人口基数和文化凝聚力今非昔比。一百二十多人的社群，经过这些年的磨合、教育和管理，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内部认同感极强且充满自信的文化磁场。汉语不仅是官方语言，更是日常交流和学堂教育的唯一用语；源自东方的伦理观念、管理制度、技术标准和生活习惯，已经深入人心，拥有了强大的惯性和吸引力。此时，再引入少量外部人口，就像往一条已经形成稳定河道、水量充沛、流速湍急的河流里注入几股溪流，不仅难以改变河流的走向和本质，反而会被迅速同化、吸纳，最终成为增强河流水量的有益补充。
其次，他手中掌握的管理工具和筛选手段也更加丰富和成熟了。不再需要像早期那样，几乎完全依赖乔治一个人的个人判断和商业渠道来进行大规模、不可控的人口引入。他完全可以将招募的标准、流程和最终决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设定明确而苛刻的条件：例如，优先只接受带有学龄儿童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稳定性更高，为了孩子的未来，父母也更愿意主动学习、融入新环境）；优先选择那些本身具有一定手艺基础的工匠（如石匠、皮匠、织工），或者身强体壮、愿意学习使用和维护新式农具的年轻农民。招募的规模也可以进行严格的控制，比如一年只引入三到五户，进行小批量、可监控、可调整的试验性引入，观察效果，及时调整策略。
最后，也是最具压迫感的一点，是现实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历史的机遇窗口往往稍纵即逝。杨家凭借技术优势打开的这片市场，如果因为自身人力不足而无法扩大生产规模，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那么竞争对手就会出现，仿制品会出现，利润空间会被压缩。“盛京”就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高级精品手工作坊”的层面，无法积累足够的财富和力量，真正成长为一个在区域内有影响力的经济实体，更遑论政治实体。在这个黑暗与曙光交织的时代，在这个强权即公理、人口即国力的中世纪欧洲，没有人，一切雄心壮志都是空中楼阁。人口，就是最根本的财富，最硬通的实力体现。
想到这里，杨亮心中那个关于再次谨慎开启流民招募通道的想法，逐渐从模糊的念头变得清晰、具体，并且有了初步的可行性框架。这绝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粗放式的、被动的、依赖商人情分的引入模式，而是一种主动的、精细化的、目标明确的“选择性人才引进”。其核心目标有两个：一是精准补充庄园目前最紧缺的特定类型的劳动力，缓解迫在眉睫的生产压力；二是确保新引入的成员，能够被庄园现有的强大文化氛围有效同化，最终成为对“盛京”有归属感和忠诚度的“新盛京人”。
他意识到，自己需要立刻着手，制定一个详尽且具备可操作性的人口引入章程。这个章程需要明确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招募标准：详细规定优先引入的家庭结构（必须有学龄儿童）、年龄范围（青壮年为主）、健康状况（需经初步检查）、技能要求（明确列出庄园急需的工匠类型或强劳力），以及基本品行要求（无恶劣犯罪记录，由介绍商人担保）。
引入流程：规范商人如何初步筛选和推荐，流民家庭抵达庄园后的登记程序、身体检查、临时安置办法，以及最初的身份识别管理。
考核与观察期：设立一个明确的考核期，例如三个月。在此期间，新来者需要完成指定的劳动任务，同时强制参加基础的汉语和庄园规矩培训，观察其劳动态度、学习能力和融入意愿。
融入方案：设计一套完整的同化路径。包括分配“老庄客”进行一对一的“传帮带”，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必须进入学堂学习，参与集体活动和仪式，逐步享受与老庄客同等的福利待遇等，以增强其归属感。
或许，可以不再仅仅依赖乔治这一条线。皮埃尔主要活动在莱茵河中上游地区，与瑞士山地和南德地区联系更多；而汉斯则与北边的低地地区以及那些依旧活跃的维京商人社群有着不错的交情。可以向这几位合作时间最长、信誉也相对最好的商人伙伴同时放出风声，让他们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关系网络内，按照“盛京”颁布的这套新标准，去物色和筛选合适的人选。这样，不仅能拓宽人口来源，避免单一渠道的依赖，也可能引入更多元化的技能和经验。
这将是一个谨慎的、试探性的、步步为营的重新开始。风险依然存在，陌生人的到来总会带来不确定性和潜在的管理挑战。但相比于坐视庄园的发展因人力瓶颈而陷入停滞，眼睁睁看着宝贵的机遇从指尖溜走，直至在未来某天可能因为实力不足而被某个强大的本地领主轻易吞噬的风险，眼前这个可控的、主动寻求突破的风险，无疑更值得一冒。
他抬起头，目光穿过工坊敞开的窗户，落在远处依旧轰鸣作响的水力锻锤上，落在码头上正在吊装货物的忙碌身影上，最终落在庄园中心那片逐渐成形的、具有东方韵味的建筑群落上。他知道，是时候和父亲杨建国，以及已经开始接手大量文书和管理工作、展现出不错潜力的儿子杨保禄，坐下来好好商议一下这个关乎“盛京”未来命运的重大战略转向了。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人口政策调整，更是庄园从被动生存、内部建设，转向主动扩张、积极融入并试图影响周边世界的关键一步。前方的路必然充满挑战，但固步自封，只有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