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谷鸟不知疲倦地啼鸣，麦浪在日渐炽热的阳光下翻滚，由青转黄，空气中弥漫着谷物成熟的醇香。麦熟时节，本应是一年中最充满希望和喜悦的忙碌时刻，然而在城关镇，一种无形的压抑却比暑气更令人窒息。
青石峪周支书的“问题”尚未有明确结论，他依旧被隔离审查，音信全无。这件事像一块巨大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与林枫有过接触的人心头。
就在这焦灼的等待中，县里关于“非标准农机具”的“统一处理意见”终于以文件形式下发了。文件措辞严谨，冠冕堂皇，核心意思却冰冷而坚决：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规范农机具管理，各公社、合作社现存的所有未经县农机站鉴定、不符合统一标准的改良或自制农机具，必须在夏收开始前，由所属单位自行完成“无害化处理”——亦即拆除关键部件，使其彻底报废。文件后面附了一份长长的、需要“处理”的设备清单，红星合作社那几台播种机、脱粒机，柳林互助组那台被王铁柱“修好”的抽水机，甚至青石峪那几件简易的杠杆捣衣杵和手摇脱粒筒，赫然在列。
这纸文件，如同一道冰冷的判决书，宣判了那些凝聚着心血和智慧、并在生产中证明了自身价值的“非标”设备的死刑。它没有直接针对林枫个人，却用这种摧毁实物的方式，从根本上否定了他过去一切工作的意义。
文件传到红星合作社，孙社长拿着那张轻飘飘却重逾千斤的纸，在办公室里沉默了整整一个下午。傍晚，他召集了社委会和部分社员代表。
“上面的文件，大家都知道了。”孙社长的声音嘶哑，带着深深的疲惫和无力，“意思很明白，那些机器……保不住了。”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有人愤怒地捶着桌子，有人痛苦地抱着头，更多的人则是茫然和不解。
“凭什么？”一个年轻社员忍不住吼了出来，“那些机器哪点不好？省工省力，毛病还少！凭什么说拆就拆？”
“就是！拆了它们，我们用什么？用回那些老掉牙的？还是等着县里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配发下来的‘标准’机器？”
“这不是糟蹋东西吗？！”
群情激愤，但也充满了无奈。文件的权威性，以及周支书的前车之鉴，像两座大山，压在每个人心头。
孙社长抬起手，示意大家安静。他黝黑的脸上皱纹仿佛更深了，眼神复杂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吵，解决不了问题。文件下来了，就是命令。不执行，就是对抗上级，这个责任，我们红星合作社担不起。”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拆吧……趁着还没夏收，我们自己动手拆。”
他特意强调了“自己动手”四个字，其中蕴含着最后的、无声的抵抗与保全——至少，关键部件或许还能以“废料”的名义，偷偷保留下来。
同样的场景，在柳林互助组，在其它几个被点名的单位，以不同的形式上演变着。愤怒、不解、心痛，最终都化为了无奈的妥协。在强大的体制和明确的指令面前，个人的坚持和局部的效益，显得如此渺小和不堪一击。
消息传到林枫耳朵里时，他正站在夜校空荡荡的院子里。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孤寂地投射在斑驳的地面上。他没有愤怒，没有咆哮，只是静静地站着，仿佛一尊凝固的雕像。
苏念卿站在他身后，看着他挺直却难掩落寞的背影，心如刀割。她知道，那些设备对他而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理念的载体，是价值的证明。摧毁它们，无异于在他心上剜肉。
她走上前，轻轻将手放在他的手臂上，试图传递一丝温暖和支撑。
“它们……曾经帮大家省了不少力气。”林枫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在沙漠中跋涉了许久，“现在，却成了‘需要处理’的东西。”
苏念卿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她用力忍住，低声道：“它们活在人心里。用过的人，都知道它们的好。文件能拆掉机器，拆不掉记忆。”
林枫缓缓转过身，看着她通红的眼圈和强忍悲伤的脸，心中那片冰封的荒原，仿佛裂开了一道缝隙，涌出酸楚的暖流。他伸出手，轻轻拭去她眼角即将滑落的泪珠。
“你说得对。”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恢复平稳，“机器可以拆，但根扎下了，就难除了。我们得活着，得看着。”
他的目光越过苏念卿的肩膀，投向院外那片在夕阳下泛着金光的麦田。麦浪滚滚，预示着丰收，也见证着一场无声的、对创新精神的“审判”与“处决”。他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个人在其中如同螳臂当车。但他更知道，只要活着，只要信念不死，被埋藏的火种就总有重见天日的机会。
这个麦熟时节，丰收的喜悦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空气中弥漫的，不仅是麦香，还有钢铁被强行拆解时发出的、刺耳的哀鸣，以及一种更深沉的、关于理想与现实、个体与体制碰撞后的悲凉与坚韧。林枫和苏念卿，在这场无声的审判中，再次深刻地体会到了力量的边界与坚守的代价。他们的路，似乎走到了一个看似绝望的断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