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结束后，几位核心人物并没散去，关起门来接着碰头。
顾维钧先开了口，“我一直留意着那几位的神色。李主席提出民兵制度的构想后，金九虽然还在强撑，但赵素昂和下面几个人，眼神里的抗拒明显松动了。后面再谈，只要分寸拿捏好，成的可能性很大。”
李宗仁点点头，“关键的交通节点、港口、边境要地，必须有我们的驻军，这是定死的。
各地的民兵组织，我们要以‘协助训练、指导防御’的名义，安插进足够多的顾问和技术人员，从编制、训练到装备保养，都要能施加影响。
这是明暗两手。再配合司令之前提过的，在经济、文化、舆论上慢慢渗透的法子，几道锁下去，基本可保无虞。”
马卫国却皱起了眉头，不解地问：“我有一点没想通。我们既然要控制他们，为什么不仅不限制他们民兵的规模，听李主席的意思，反而还要帮他们强化训练，甚至提供装备？这不是给自己未来找麻烦吗？”
周辰笑了笑，端起茶杯吹了吹：“老马，凡事不能做绝。打了一棒子，总得给个甜枣，面子上才过得去。
再说了，不打着‘帮你们建立有效自卫力量’的旗号，我们怎么名正言顺往他们基层安插我们的人？做这种事，吃相不能太难看。”
李宗仁接着问：“辰兄，那对他们民兵的总规模，要不要在条约里明确设个上限？具体限制到什么程度？”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来谈，”周辰放下茶杯，语气随意，“但依我看，没必要卡得太死。
就朝鲜那点家底，就算我们敞开了让他们搞，以他们的财力物力，也养不起太多的脱产或半脱产民兵。
压得太低，反而显得我们心虚小气。最重要的是……他们多养些民兵，对我们其实是有利的。”
马卫国更困惑了：“如果是为了防备日本可能卷土重来，他们只需要具备基本的拖延和骚扰能力，为我们主力调动争取时间就够了。真到了决战，还得靠咱们的野战军。”
“老马，眼光放长远些。我们的敌人，可不止日本一个。未来的仗，也未必每一场都能靠绝对的火力优势摧枯拉朽。
如果有一天，我们碰上了一种敌人，非得拿人命去填、用血肉去磨，才能赢下来，而且这场仗还非赢不可……
到那时候，这些盟国的‘民兵’，或者说，他们能动员起来的人力，可就很有价值了。”
李宗仁闻言，眉头微微皱起，有些难以置信：“这年头，以我们正在发展的火力投送能力和机械化水平，还会有需要靠堆人命才能打赢的战争？我实在想不出。”
马卫国思索着接话：“如果是极端地形，比如西南的崇山峻岭，或者热带丛林，我们大部队和重装备展不开，后勤补给极度困难，倒是有可能陷入苦战。
但东南亚那几块地方，英国、法国、荷兰那些殖民军队，土鸡瓦狗罢了，能算得上劲敌吗？”
周辰再次摇头，语气变得凝重：“你们没注意到一个趋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子越来越快，一种非常残酷的战争模式，正在悄然变得重要——巷战。”
“除非我们的火力投送能力，发展到能把一整座现代化城市从地图上抹掉的程度，否则，一旦战火蔓延到建筑林立的都市，进攻方就不得不陷入逐屋争夺、短兵相接的泥潭。
在这种环境下，技术优势会被大大削弱，勇气、耐力、以及……士兵的数量，往往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这种仗，注定要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
李宗仁恍然，“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朝鲜的军事顾问团，除了常规防卫，或许可以重点以‘保卫平壤、汉城等大城市’的名义，提前教导和训练他们的民兵，如何进行现代城市的防御和巷战。
让他们熟悉在这种环境下作战，将来或可成为一股可用的力量。只不过，这样一来，万一将来……我是说万一，我们和他们翻脸了，我们要去打他们，面对这些熟悉巷战的民兵，也会非常棘手？”
周辰对此却似乎并不担心，他靠在椅背上，语气从容而自信：“没关系，不出十年，朝鲜的经济命脉将与华夏深度绑定，成为我们整个工业生产和分配链条上一个重要的环节。
我们少了他们，顶多是少了个干活利索的帮手；可他们要是离开了我们，就会立刻失去最大的市场、最重要的资金，以及维持工业化运转所必需的关键零件和技术指导。”
他最后总结道：“到那时，经济上的依赖，会比任何军事条约都更能束缚住他们的手脚。他们即便有反抗的心，也未必有那个胆，更未必有那个能力了。我们现在做的，不过是给未来的关系，再加上几道保险而已。”
顾维钧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拿起笔在本子上记了几笔，接着说道：“既然如此，那在后续的经济合作谈判中，我们是否可以在援助和投资项目的‘数量’与‘规模’上，表现得更为慷慨一些？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合作的好处，也能更快地形成依赖。”
周辰肯定了这个方向，“可以，援助的金额、投资的工厂数量、甚至初期技术转让的深度，这些都可以谈，可以适当加码，显得我们诚意十足。
但是，有一条红线必须守死——他们能够建立的工业门类，必须严格限制在我们一开始划定的那几个范围内。”
“比如，我们就同意他们重点发展纺织成衣、初级农产品加工、部分矿产品选炼，以及为这些产业服务的配套维修和小型零部件制造。
其他的，尤其是重化工、精密机械、大规模军工这些领域，一概免谈。
哪怕他们自己有钱想搞，我们也要通过技术封锁、设备禁运、市场排斥等多种手段，让他们搞不成、搞不大。”
“我们要引导他们的工业结构，让他们高度专业化，只精于少数几个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
这样一来，他们的整个经济命脉就会变得异常脆弱——我们这边需求稍有变动，他们就可能面临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的危机。
这种结构性脆弱，会迫使他们不得不仰赖我们来提供市场，乃至在危机时伸出援手。抗风险能力越差，对我们的依赖就越深，捆绑得也就越紧。”
李宗仁接口道：“这就像养一株盆景，我们只给它特定的养分，修剪掉它可能长歪的枝桠，让它按照我们设定的形态生长。长得再好，也离不开我们的花盆和剪刀。”
马卫国想了想，问道：“那如果他们意识到这种风险，试图偷偷发展一些我们限制的产业，或者寻求其他国家的技术和市场呢？”
周辰冷笑一声：“所以经济条款要签得周密，技术合作要有严格的审查和监督机制。同时，我们的情报系统和外交手腕要跟上。
一旦发现苗头，经济上可以施压，政治上可以敲打，必要的时候，让他们内部那些单纯依赖我们订单吃饭的利益集团自己跳出来反对。
至于寻找其他出路……当你的主要市场、技术来源、甚至部分关键原料都捏在我手里的时候，另起炉灶的代价，可不是一般人承受得起的。”
顾维钧总结道：“明白了，谈判策略上，我们在‘量’上可以大方，展现合作诚意与共赢前景；但在结构上必须寸步不让。”
“正是如此。经济，有时比枪炮更好用，也更持久。接下来的谈判，就照这个思路去谈。既要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甜头，也要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走进我们精心布置的经济格局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