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了灼人的力度，炙烤着江州长江大桥北岸刚刚完成桩基施工的辽阔工地。巨大的旋挖钻机在江边留下一个个深不见底的孔洞，空气中弥漫着柴油、水泥和江水特有的腥气。戴着安全帽的工人蚂蚁般在钢筋丛林和混凝土墩台间穿梭，塔吊的巨臂在蓝天背景上划出缓慢而有力的弧线。从省委大楼的窗户望出去，这片工地的规模已经初见雏形，它不再只是图纸上的线条，而是正在改变城市天际线和无数人生活的庞然实体。
但在省委小会议室的冷气中，气氛却与窗外热火朝天的景象形成反差。秦墨面前的会议桌上，摊开着两份并排摆放的报告。一份是省重点项目办上报的《一季度“四万亿”相关重大项目进展情况通报》，用绿色和蓝色标出了“进展顺利”和“按计划推进”的项目，占比超过85%，后面附着一串串令人振奋的投资完成额、工程量、拉动就业人数。另一份，则是省审计厅悄然送来的《关于部分市县“四万亿”配套项目实施情况的专项审计调查（初期情况反映）》，只有薄薄几页，措辞审慎，但其中用红色下划线标出的段落，字字惊心：
“……部分县（区）为完成配套任务，存在虚报、夸大投资完成额现象，将往年已完工项目‘包装’纳入；个别项目招投标程序存在瑕疵，评标委员会成员构成不符合规定；资金拨付与工程实际进度存在一定脱节，有资金沉淀、挪用风险；少数项目为赶工期，存在降低环保和安全标准施工的苗头……”
秦墨的目光在两份报告之间移动。一份是“面子”，是向上下汇报的成绩单，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和可量化的成果；一份是“里子”，是冷静的审计之眼看到的真实肌理，藏着隐忧、风险和可能的问题。他知道，这两份报告合在一起，才是当下这场“基建潮”最真实的图景：潮水汹涌，托起了大船，也搅起了泥沙。
“秦书记，审计厅的这份报告……是不是先压一压？”坐在对面的王哲市长斟酌着措辞，“现在全省上下干劲正足，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份报告里提到的问题，大多还处在‘苗头’阶段，如果现在就扩散出去，会不会打击基层积极性？给那些本来就对我们严格评审有意见的人，提供口实？”
秦墨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拿起那份审计报告，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没有总结，只有审计厅长用钢笔写下的一行小字：“风起于青萍之末，堤溃于蚁穴之微。当潮水最盛时，亦是最需检视堤坝之刻。妥否，请领导审示。”
他将这行字默默读了两遍，然后看向王哲：“王市长，你说主流是好的，这我同意。没有这波投资拉动，多少企业要倒，多少人要失业？江州大桥能这么快打下桩子？‘长风科技’能拿到扩产资金？这成绩，谁也抹杀不了。但是，”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缓而有力：“正因为主流是好的，我们才更要警惕那些正在滋生、可能侵蚀主流的‘支流’和‘暗流’。审计不是唱反调，是‘体检’，是‘预警’。如果我们现在因为怕‘打击积极性’，就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或者轻轻放过，那才是对这些日夜奋战在工地上的干部群众最大的不负责任！现在是小问题，将来就可能变成大窟窿；现在是‘苗头’，将来就可能酿成事故、引发腐败、造成重大损失！那时候，就不是打击积极性了，是毁掉我们辛辛苦苦取得的所有成绩，寒了老百姓的心！”
王哲市长沉默了。他知道秦墨说得对，但基层的压力和复杂局面，同样现实。
“这份报告，不仅不能压，还要高度重视，立即行动。”秦墨做出决断，“以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将审计反映的问题，分类梳理，形成‘问题清单’和‘整改通知单’，点对点下发到相关市县和项目单位，要求限期说明情况、整改到位。同时，立即启动对全省‘四万亿’项目第一轮全覆盖的专项督查，由发改委牵头，审计、财政、住建、交通、纪委等部门派员参加，混合编组，交叉检查。督查不只听汇报、看材料，要下沉到工地、查看原始凭证、访谈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审计反映问题集中、群众有反映、进度异常的项目，要重点督查！”
他顿了顿，补充道：“但要注意方式方法。督查的目的是帮助整改、促进规范、防范风险，不是‘找茬整人’。要向基层讲清楚，严格监管是为了让项目更健康、更持久地推进，是为了保护干部、保护资金安全。对主动发现问题、积极整改的，要肯定；对隐瞒不报、敷衍塞责、甚至顶风违规的，要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会议结束，秦墨站在窗前，望着远处江州大桥工地上如林的塔吊。阳光刺眼，他眯起了眼睛。他知道，真正的考验，从项目“上马”那一刻才刚刚开始。如何确保这艘在政策东风和资金潮水推动下全速前进的巨轮，不偏离航道、不触碰暗礁、内部机器运转正常，是一项远比争取项目、审批资金更为艰巨和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需要的不仅是决心，更是精细化的治理能力和如履薄冰的责任感。
几乎在秦墨部署专项督查的同时，千里之外的深圳，一家名为“湾区资本”的私募股权基金会议室里，一场气氛轻松的“项目复盘会”正在进行。巨大的落地窗外，是后海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和碧蓝的深圳湾，与会议室内的冷气和咖啡香形成鲜明对比。
“郑总，我们在江南省的新策略，初步见效了。”一个三十多岁、穿着定制西装、头发一丝不苟的年轻男人对着屏幕汇报。屏幕上是郑国权位于香港办公室的画面。“按照您的指示，我们收缩了对省级重点项目的直接争夺，转向了市县级、特别是开发区和产业园的配套项目。过去两个月，我们通过控股或参股的本地公司，成功拿下了七个中小型项目，包括两个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一个标准化厂房园区、四个乡镇道路黑化工程，总投资规模不大，加起来不到二十亿，但利润率可观，而且……操作空间很灵活。”
屏幕上的郑国权微微颔首，表情平静：“说说‘灵活’在哪里。”
年轻人笑了笑，切换ppt，展示出几张结构复杂的股权关系图和资金流程图：“这些项目，单体小，监管关注度相对低。我们通过多层架构设计，让本地合作方在前台，我们在后台。项目资金通过合规的工程款、材料款、咨询费等多种名义流转，最终大部分利润通过设计优化、设备采购差价、管理服务费等渠道，流向了我们控制的离岸实体。更重要的是，”他压低声音，“通过这些项目，我们与当地开发区管委会、城建公司、甚至个别银行支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都是将来可以深耕的‘节点’。”
“江南省在搞严格的项目评审和资金监管，你们没遇到麻烦？”郑国权问。
“省级层面确实很严，但我们做的这些项目，要么是之前已立项现在加快的，要么是打‘民生’、‘环保’擦边球的，要么总投资额没达到省级重点监管门槛。市县一级，现在最大的压力是‘配套资金’和‘赶进度’。我们带着资金、带着‘成熟方案’去，能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他们欢迎还来不及。至于监管……县级的审计和财政力量有限，很多流程，大家心照不宣。”年轻人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郑国权脸上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很好。记住，我们现在是‘建设者’，是‘合作方’。不要贪大，不要冒进，润物细无声。继续沿着这条路走，重点可以放在那些产业基础较好、但财政相对薄弱、急于出政策的地方。秦墨把主要精力放在看守‘主干渠’，我们就悄悄灌溉‘支渠’和‘毛渠’。水，总会往阻力最小的地方流。”
“明白，郑总。另外，关于‘长风科技’……”年轻人欲言又止。
“说。”
“我们参股的那家为其提供特种气体的上游材料公司，最近在谈判续约时，提出了一些‘小小的’附加条件，希望能在‘长风科技’下一代产品的联合研发中，获得一定的‘技术知情权’和‘优先采购权’。‘长风科技’那边反应比较激烈，陈长风直接拒绝了。”
郑国权眼中闪过一丝冷光：“拒绝是正常的。陈长风要是那么容易松口，也不值得秦墨那么看重。不急，继续谈。在商言商嘛，价格可以谈，供应稳定性也可以谈。关键是要让他们意识到，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是孤立的。另外，我们在二级市场对‘长风科技’竞争对手的调研报告，可以适当释放了，重点强调其技术路线的‘独特性’和‘潜在风险’。不必直接攻击，客观陈述即可。”
挂断视频，郑国权走到窗前，望着维港的繁华。秦墨在筑坝清源，而他，正在学习如何成为水的一部分，甚至是滋润土壤的“春雨”。这种博弈，远比在资本市场上的正面厮杀，更考验耐心和智慧。他相信，在这场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宏大叙事中，聪明的资本，总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和利润。潮水之下，暗流自有其方向和力量。
江州市，“江南云谷”大数据产业园的建设工地上，机器轰鸣，尘土飞扬。项目总指挥刚刚松了一口气——征地补偿纠纷解决后，工程进度明显加快，省里市里的领导来看过，都表示满意。但此刻，他正对着手机，额头冒汗。
“什么？那批国产服务器又出问题了？不是做过压力测试了吗？……兼容性？早怎么不说！现在机房基础都打好了，线路都预埋了，你告诉我设备不匹配？”他对着负责设备采购的副总发火，“工期耽误了谁负责？省里市里三天两头来检查进度，你让我怎么汇报？”
电话那头也是满腹委屈：“李总，国产设备厂商拍胸脯保证没问题，我们也是按省里要求支持国货。可实际部署就是有兼容性问题，他们派来的工程师搞了三天了，还没彻底解决。进口设备倒是成熟，可价格贵一截，采购审批也麻烦，还得打报告说明为什么不用国产的……”
“我不管！给你两天时间，必须解决！要么让厂家调通，要么立刻打报告换方案！耽误了云平台上线，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总指挥愤愤地挂了电话。
他走到工地边的临时板房外，点了支烟。阳光炽烈，工地上一片繁忙景象，但他心里却有些发沉。理想很丰满——打造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业高地；现实很骨感——国产化替代之路步步维艰，技术、产品、生态、人才，每一个环节都是挑战。上面定了方向，给了支持，但具体执行的艰难和风险，都要他们这些一线的人来扛。他知道秦墨书记的期望很高，压力也无形中传导了下来。
这时，他的助理匆匆跑来，脸色不太好看：“李总，区环保局的人又来了，说接到举报，我们工地夜间施工噪声超标，扬尘控制也不到位，要我们停工整改。”
“又来了！”总指挥烦躁地挥挥手，“白天车多没法干活，不夜间施工怎么赶工期？跟他们说，我们正在整改，让他们通融一下……”
“这次好像不行，带队的是个新来的副局长，挺较真的，说如果再违规就要处罚，还要上报市里。”
总指挥感到一阵无力。保增长、赶工期是政治任务；环保、安全、合规也是红线。哪一头都松不得。他仿佛被夹在了两面不断合拢的墙之间。这就是基层执行者面临的真实困境：在无数“必须”和“严禁”之间，寻找那条狭窄的、可行的通道。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刚刚从新一轮产品测试中抽身的陈长风，接到了秦墨亲自打来的电话。秦墨没有寒暄，直接问：“长风，特种气体供应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那家材料公司，还在提附加条件吗？”
陈长风心里一暖，知道秦书记一直记挂着他们。“谢谢秦书记关心，暂时稳住了。我们通过其他渠道找到了备选供应商，虽然成本高一点，但不受制于人。那家公司的条件，我们没答应，他们现在态度有点暧昧，供应不太稳定，但还能维持。”他没有提谈判中的压力和对方隐含的威胁。
“我知道了。你们坚持原则是对的。核心技术的主导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省里正在研究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原材料保障清单和预警机制，你们的需求会被重点纳入。另外，”秦墨顿了顿，“我听到一些风声，二级市场可能有一些关于你们技术路线的不同声音，不要自乱阵脚，专心把产品做好，用市场表现说话。需要省里协调支持的，随时告诉我。”
“明白！秦书记，我们一定把产品做好，不辜负您的期望！”陈长风郑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