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茶馆，总有人讲古。
说书先生的醒木一拍，唾沫星子飞溅：“要说那蜀汉灭亡，都怪后主昏庸，黄皓误国！”底下喝彩声一片，只有角落里的几个老人，默默端起茶碗，眼里藏着旁人读不懂的复杂。
他们是蜀汉的亲历者。有的扛过诸葛亮的战旗，有的织过供北伐的蜀锦，有的在丞相府扫过地。岁月在他们脸上刻满皱纹，却没磨掉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碎片——那些比“昏庸”“误国”更具体、更沉重的细节。
一、老兵的战旗：从热血到冰凉
张老栓的墙角，挂着半幅褪色的战旗。
旗面是粗麻布的，边缘磨得破烂，上面绣的“汉”字早已看不清颜色，只有旗杆上的裂痕，还留着祁山风雪的痕迹。“这是建兴九年，跟着丞相出祁山时得的，”张老栓摸了摸战旗，手上的老茧蹭过布料，“那时的旗，插在哪儿，哪儿就有底气。”
那年他才十七，是个刚入伍的新兵。诸葛亮的中军帐前，每天都要清点战旗，少一面，就得有人去寻回来——哪怕是尸体旁的残旗。“丞相说，战旗就是军心，丢了旗，就丢了魂。”张老栓呷了口茶，茶梗卡在牙缝里，“那会儿咱们饿肚子打仗，啃着麦饼都觉得香，因为知道为啥打。”
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卤城之战。蜀军被魏军围困，断了粮草，士兵们就煮野菜充饥。夜里冷，大家挤在一起，听老兵讲“兴复汉室”的故事。“有个河南来的兵，总说‘等打回洛阳，就去看看爹娘’，说着说着就哭了，可第二天上了战场，比谁都勇。”
变化是从诸葛亮去世后开始的。
蒋琬执政时，战旗还在，可清点的次数少了；费祎当政，有人把旧旗当柴烧，也没人管；到了姜维北伐，战旗成了随便缝缝补补的摆设。“景耀五年，在沓中，我亲眼见着督将把新做的旗扔在泥里，就因为上面的‘汉’字绣歪了点，”张老栓的声音发颤，“他说‘都这时候了，还讲究啥’。”
段谷之战是他心里的刺。那天雨下得特别大，蜀军溃败，士兵们只顾着跑，没人管散落的战旗。张老栓捡起一面残旗，想往回带，却被一个年轻士兵推开：“老东西，命都快没了，还捡这破布干啥！”
“是啊，命都快没了，”张老栓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可没了这旗，命活着，跟行尸走肉有啥区别？”
如今这半幅战旗，他每天都要擦一遍。孙子总问：“爷爷，这破旗有啥用？”他就说：“有用，能让你知道，你爷爷年轻时，为了个念想，真刀真枪拼过。”
这念想，是“兴复汉室”的热血，是“不辜负丞相”的执念。可当战旗不再被珍视，这念想，也就跟着凉了。
二、织妇的锦梭：从自豪到麻木
李婆婆的竹筐里，躺着一只磨得发亮的锦梭。
梭子是楠木做的，被手汗浸得发红，两头的棱角都磨圆了。“建兴六年，锦官城的织坊，一百多台机子，就数我的梭子转得快，”李婆婆把梭子贴在脸上，像摸着老伙计，“那时织的锦，要送去前线，给士兵做战袍，想着他们穿着我织的锦打仗，心里美。”
她十五岁进织坊，学的就是织“军锦”。诸葛亮定下的规矩，军锦要用最好的丝线，最密的针脚，连颜色都有讲究——红色要像血，黑色要像铁。“监工的官儿不凶，还教我们算工钱，说‘你们织得好，士兵们就有劲儿打仗’，”李婆婆数着梭子上的刻痕，“这上面一道痕，就是一匹锦，当年我刻了满满一梭子。”
那时的蜀锦，是荣耀。织妇们见了面，都要比谁织的军锦多，谁的花样好。有个叫翠儿的姑娘，为了赶在北伐前织完一批锦，三天三夜没合眼，累倒在织机旁，醒来第一句话还是“锦……织完了吗”。
可后来，锦梭转得越来越慢了。
陈祗当政时，开始有人用劣质丝线织锦，说是“给宫里用，不用那么结实”；黄皓掌权后，军锦干脆被改成了供他享乐的“花锦”，丝线要最软的，花样要最艳的，织妇们稍有不满，就会被打骂。
“景耀三年，我织坏了一匹花锦，”李婆婆的声音低了下去，“那管事的，拿着鞭子就抽我，说‘耽误了黄公公的差事，你赔得起吗’。我就想，当年织军锦，哪怕织错一根线，官儿也只是说‘下次仔细些’，咋就变了呢？”
更让她心寒的是，有一次，她看到自己织的花锦，被黄皓的人当成赏赐，给了一个欺压百姓的恶吏。“那锦上的牡丹，是我一针一线绣的，想着能配得上英雄，谁知……”她没再说下去，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成都投降那天，李婆婆把织了一半的花锦拆了，重新换上粗线，想织一面“汉”字旗。可织着织着，手就抖了——她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忘了军锦的针法。
如今这锦梭，她给孙女当玩具。小姑娘拿着梭子在布上乱划，李婆婆就在一旁看着，想起当年锦官城里的机杼声，一声叠一声，像在唱一首永不停歇的歌。可那歌声，早就停了。
三、老吏的账簿：从清明到糊涂
王书吏的抽屉里，锁着几本泛黄的账簿。
账簿是麻纸做的，边角都卷了毛，上面的字迹却工工整整，是他年轻时用毛笔写的。“建兴十二年，丞相府的账，一笔一笔记着，连买一根针都要写清楚，”王书吏打开账簿，指着上面的字，“你看这‘买灯油三斤，价五文，用于夜审文书’，清清楚楚，谁也做不了假。”
他二十岁进丞相府当书吏，跟着诸葛亮学记账。诸葛亮教他：“账不是死数，是民心。一文钱花得明白，百姓就多一分信；花得糊涂，百姓就多一分怨。”那时的账簿，每月都要公示，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问。
他记得有一次，负责采买的小吏多报了两文钱，诸葛亮知道了，亲自在朝堂上批评他，还让他把钱还回来。“那小吏哭着说‘就两文钱’，丞相说‘两文钱也是百姓的血汗’，”王书吏叹了口气，“那会儿的官，怕的不是丢官，是对不起这账本上的数。”
可后来的账簿，越来越像天书。
蒋琬时，账本还能看懂，只是多了些“办公用度”“招待开销”的模糊字眼；费祎时，开始有“密支”“特批”的条目，问就是“陛下要用，别多问”；到了黄皓掌权，账簿干脆成了摆设，真账藏在密室里，对外的都是假账。
“景耀四年，南中赈灾，账上写着‘发粮一万斛’，可实际只发了三千，”王书吏摸着账簿上的墨迹，“剩下的七千，被黄皓的人卖了，账本上却写着‘被水冲毁’。我想把真账记下来，可笔刚碰到纸，就被人按住了——他们说‘王书吏，想活命就闭嘴’。”
他见过最荒唐的一笔账：“为陛下祈福，买香烛十万斤，价银万两”。可他明明知道，那些香烛，一半被黄皓的亲信偷去卖了，一半堆在库房里发了霉。“后主还笑着说‘有黄公公办事，朕放心’，”王书吏摇摇头，“他哪知道，这放心的背后，是多少百姓的血汗。”
蜀国灭亡后，王书吏把真账藏了起来，对外只说“丢了”。有人劝他交出去，说不定能得个赏，他说：“这账不是给魏人看的，是给老天爷看的。谁贪了，谁占了，老天爷都记着呢。”
如今这账簿，他每天都要翻一遍。看着上面的字，像看到当年的自己，站在丞相府的油灯下，一笔一划地写，心里踏实得很。可那份踏实，早就没了。
四、残影里的答案：比灭亡更痛的是遗忘
茶馆打烊了，老人们慢慢散去。
张老栓扛着战旗，李婆婆攥着锦梭，王书吏捧着账簿，走在成都的石板路上。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三个被时光遗忘的符号。
他们的记忆里，蜀汉不是史书上的“炎兴元年灭亡”，而是战旗从鲜红到褪色的过程，是锦梭从飞快到停滞的瞬间，是账簿从清明到糊涂的转折。这些过程、瞬间、转折，一点点堆起来，就成了亡国的路。
诸葛亮留下的，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王朝，而是一种“认真”——认真对待士兵的命，认真对待百姓的钱，认真对待心里的理想。可后来者，把这份认真丢了：战旗可以随便扔，锦梭可以随便用，账本可以随便改，最后连“兴复汉室”这四个字，都变得可有可无。
当老兵不再为战旗热血，当织妇不再为蜀锦自豪，当老吏不再为账簿较真，这个王朝，就只剩下一个空壳。邓艾的兵、钟会的刀，不过是敲碎这空壳的石头。
张老栓把战旗挂回墙角，李婆婆把锦梭放进竹筐，王书吏把账簿锁进抽屉。明天，茶馆里还会有新的说书人，讲着新的故事，可他们知道，有些故事，只有他们能懂。
就像那战旗上的“汉”字，虽然看不清了，可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的回响；就像那锦梭上的刻痕，虽然磨平了，可摸一摸，还能想起当年的温度；就像那账簿上的字迹，虽然模糊了，可读一读，还能记起当年的清白。
这些回响、温度、清白，才是蜀汉真正的根。根没了，树自然就倒了。
月光洒在成都的屋顶上，像一层薄薄的霜。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一声，又一声，敲在寂静的夜里，也敲在那些未散的余音里。